导读

70年前，一个10岁男孩从韩国仁川误搭美国军舰，来到中国。70年后他成为了西泠印社最早入社的韩籍社员、著名书画家、韩中文化交流使者——闵庚灿。

命运将他送来了中国

　　

二战时期的仁川港

我，生于1935年，韩国仁川，噢，那个时候，应该叫朝鲜。

仁川是个港口城市，在我幼年的记忆里，那里生活着的，八九成都是朝鲜人，不过他们在这座城市没有决定权，日本人才有。朝鲜人大多数生活贫苦，一般人家吃土豆、番薯过日子，种出来那点大米，都被送往当地的日本人家庭。所有朝鲜的孩子，要按规定被送往日本人开设的学校读书，在学校里不能说朝鲜话，不能用汉字，只能说日语。

我家有奶奶、爸爸和妈妈，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是独子。大姐很早嫁人，跟娘家的联系非常少，二姐当了艺妓，后来不知所终。

我天生好动，打起架来有狠劲儿，同龄的对手都怕我，特别是学校里那几个日本孩子，我经常找他们打架。碰上哪天不高兴了，带头旷课，几十个朝鲜孩子都跟着不来上课，教室变得空空荡荡的。

日本老师不管你文化课学得怎么样，倒是体育课，特别是运动比赛，他们更在乎一些。

记得有一年，我参加学校里的运动会200米跑步比赛，跑一半摔倒了，腿上都是血，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拿了个第三。最后，日本学校给我的奖励，反而比跑第一名的还多，理由是我很勇敢，而且不怕挫折。

在我六七岁时，家里开始衰落，妈妈出走，没过半年，妹妹病死。又过几个月，奶奶也病死了。爸爸常常酗酒后打我、骂我，我感觉，整个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更加没有顾忌地逃课，日本学校通知了我爸，我就惨了。

韩国父亲打孩子，是挺狠的，他们可以把一根鸡蛋粗细的木棍子生生打断。我回到家，爸爸就举着棍子追我。我情急之下，钻进烧饭的灶洞里，爸爸钻不进来，就在外面骂，骂累了，丢下我，又喝酒去了。

我等他走远，一身黑地钻出来，站在井边，用水把自己冲洗干净，换了一身衣服，头也不回地就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一边想着，一边钻进玉米地里，往海边的方向走。我不知道这一走，真的就是几十年的光景，大半辈子……

命运让他与艺术结缘

图左为周昌谷、图中为闵庚灿

在新民小学，我见到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位恩师——周昌谷。

怎么认识的呢？周老师的姐姐，是我小学辅导员。我当时的读书成绩啊，差得一塌糊涂，唯独画画，次次都是满分。辅导员老师知道了，说让她弟弟来看看我，如果有灵气呢，就带着我深造一下。

头一次看到周昌谷老师的样子，我还记得，他一头到肩的长发，一身衣服脏兮兮的，穿一双“老壳皮鞋”，还开口的，一幅嬉皮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他这么穿不是因为时尚，而是真穷，没钱买新鞋。

周老师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当时还在中国美院当学生。我是1949年拜他为师的，周老师后来说，他决定收我这个徒弟，主要是看到我当时在图画课上，临摹的毛主席侧面像，觉得我蛮有灵气的。

1951年，我进入中山中学，也就是后来的杭十二中。我虽然学习成绩很差，还留了一级，但我在画画上的进展是很顺利的。

读中学后我是寄宿的，每年寒暑假，我都会搬到美院去，和周昌谷老师同吃同住，他虽然是我的老师，却喜欢和我称兄道弟，经常会叫我外出打些野味、钓些鱼什么的，然后带我去黄宾虹、潘天寿等画坛一流泰斗级老师的家里，看他们现场作画，一起喝酒、吃饭。

现在想起来这真当是一份很大的福气——这些泰斗级老师在作画的时候，许多用笔的窍门，是很难从画作上解读到的，比方说一笔过去，是直着拖还是翻转着笔杆滚，中间的快慢，抖动，节奏……都有很多窍门。有的老师在作画的时候，如果现场有他不喜欢的人在看，就会找个借口，让那人换水去，等水换回来，他那关键几笔已经画完了。

而我是被优待的，当韩国人、外国佬的身世被他们知晓后，我有了个新的称呼“小朝鲜”。估计是因为这个“外宾”的身份摆在那里，他们乐于让我现场看他们发挥吧。

在周昌谷老师的引荐下，我还拜了好几个在画界名气很大的老师为师。拜余任天为师时，我是带着几瓶好酒和一只鸡上门的，余老师没有喝醉，我反而喝醉了，躺在余老师的床上呼呼大睡到天亮。

陆俨少在上海，我得知他的胃不好，吃的米也差，而我是外国佬，有好米配给，于是我特地带上好米，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去学画。

还有程十发老师，他送我的一块砚台，至今还珍藏着。

……

可以很直接地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如此用功地画画，因为我——想家。

平时还好，可每到休息天，我看同学一个个都回家和亲人相聚，我一个没爸没妈的孩子孤零零的，那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只能画画。也只有画画，才让我的神经放松下来，不去想那些伤感的事情。

为了寻生命之根毅然回国

韩国那方面知道我，也是在我卖画的过程中，向美国买家介绍我的身世，才辗转得知的。当年，中韩两国还没有邦交正常化，韩国的闵氏宗亲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知道了我在中国大陆，而且成了很有名气的画家，就把消息传到我这里——家乡欢迎我回去。

回去哪有那么容易，光公安局，我就跑了半年，公安同志很客气，也很无奈：这个，他们办不了。

终于在1983年，我可以回家了，那是一段非常长的旅程，我要先坐火车到广州，再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关系出境到香港，再由韩国领事馆接着，坐上前往汉城（现在的首尔）的飞机……我下飞机的时候，闵氏宗亲会，来了十几个人，打着横幅欢迎我回家。噢，那时候我韩语基本不会说了，但是还听得懂一些，我堂兄弟带给我的讯息：我爸早就去世了，姐姐也不在了……我，还是一个人啊。

刚回到韩国，日子过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我向宗亲会借了500韩元（当时这是一笔大钱了），踌躇满志地办起了第一个个人画展，结果，韩国人对带有黄宾虹风格的黑白水墨山水画一点兴趣都没有，办完画展，我只卖出去十几幅画。

为打开韩国市场，我又回到一天工作十几个钟头的状态。我把前半生学到的所有技法，全都尝试了一遍，然后到处找关系送画，揣摩韩国人对中国画的偏好。后来我心里有了底，他们喜欢色彩艳丽的，越艳丽越好。

四年后，我又一次开起画展，这一次，我的一百多幅作品，被买走一大半。

在韩国，我做了一件让我倍感自豪的事：发现了家族先人保存的当年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老先生亲刻的200多方印谱，我毫不犹豫地将它返赠给中国的西泠印社，又将当时韩国最著名的国画大师金膺显和其他一些出色的韩国国画家，一一介绍、加入了西泠印社。

耄耋之年重寻艺术之根

到韩国以后，我一有钱就往国内寄，那是给老师周昌谷看病的钱。

对的，我刚才的叙述中，跳过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几年时间。周老师被绑着，和潘天寿老师一起被推到高台，接受批判，台下的人痛骂他们是“反动师徒”。潘老师熬不下去，先走了，周老师的身体也变得很差，可根本没有条件去看病，他一直以为是胃不好，后来才知道，毛病出在肝上。

周老师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但他倒下得太快。在他最后的几年里，早已提不动画笔，走的时候，才57岁，这是国画师最黄金的岁月啊。虽然，周老师挨批斗、住牛棚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每天会去照顾他，但是仍然没有留住他啊。

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从哪里学到的东西，该还到哪里去。我曾经接触过的那些大师们，基本上都已仙去了，而真正看过他们现场作画的人，可能不多了吧。

于是，2007年，我带着家人，又一次回到杭州，这个我待了30多年的地方。在剩下的几年里，多画一点，多给学生讲一点，因为我最终回到中国，来到杭州是来感恩、报恩的。80虚岁的我，时间不会太多了。这次回来后，我就不走啦。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如何在大脑中储存信息？

听起来像是个哲学命题？其实它正是近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所研究的成果，三位获奖者发现了大脑的定位系统，即“内部的GPS”，从而使人类能够在空间中定位自我。

我想生命的本质仍然应该是漂泊的，我们无法控制它的起源和结束，就像风吹动一粒种子，不知停泊在哪儿，从哪儿开始生长。就如“小朝鲜”闵庚灿，被一艘军舰带离了故土，带到遥远的地方，然后从一个人手里交到另一个人手里……

但漂泊是有方向的，那就是每个人的选择，到哪里去，做什么。

能够在茫茫空间中自我定位并找准了方向的人，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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