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熙攘攘的茶马古道上，有多少晋商，有多少潞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疲于奔命。又有申家几个东家或者掌柜，走出大山，试图找到山西长治的出海口。

走出大山的潞商

说起茶马古道，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西南地区，大队的马帮驮运着普洱之类的茶叶，走进大漠深处。其实在晋东南，也有一个茶马古道。从长治到武乡县的土门镇，再到祁县子洪口的驿站金锁关，途经雁门关出境，潞商把长治的丝绸、潞铁、粮食，以及从武夷山贩来的茶叶卖到集宁，卖到呼市，甚至更远的恰克图，换来那边牧民的毛呢、毛毯、天鹅绒、银器，以及马、牛、羊。因此，长治有了圏马的马厂，以及马惊后的捉马、暴马等村名。

潞商走出大山，具有代表性的是长治郊区的申家。提起山西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民居建筑。而长治的申家大院却鲜为人知。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申家二十四院则让人看到“泽潞豪商大贾天下”的繁荣。

郊区的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迁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望族。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1814年）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晋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仍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明代“开中法”(“开中法”就是让内地商人把粮食运送到塞外指定兵站，然后换取贩盐许可证，以准许贩卖食盐作为报酬）的实施为潞商的发韧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商业集团。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而此时，晋中商人，类似乔致庸那帮人，基本上还没有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且汇票比起长治的笨重生铁更便于携带，因而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渐渐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篷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而换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食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这个南，就是晋东南，就是我们所说的泽潞商人，就是潞商居多的长治人。

茶马古道上的潞商

茶马古道大致有“南三线”和“北三线”之分，其主要枢纽为“一关、一店、三口”：即北有山西的雁门关、南有河南的赊旗店，以及右玉的杀虎口（俗称西口）、河曲黄河渡口（亦称西口）和河北张家口（俗称东口）。南三线即东线（浙江、江苏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丝绸驼道、中线（江西中经湖北、河南至山西）为晋商瓷器驼道、西线（湖南、湖北中经河南至山西）为晋商茶叶驼道。北三线即晋商东北驼道、晋商华北驼道和晋商西北驼道。人所共知的“走西口”，就是指晋商从雁门关走出内长城之后，便分为三路：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张家口远赴东北驼道，或至黄花岭棋道地经右玉杀虎口远赴华北驼道，或至广武经河曲黄河渡口远赴西北驼道。

据《山西票号资料》收录的《渠家墓志铭》载，长子县渠家寨的渠敬信、渠守信、渠忠信三兄弟，曾用上党出产的潞麻、水果到祁县一带，换取布匹、红枣发迹。后来渠家三兄弟看中恰克图的茶叶生意，把自家“长裕川”百余名店员分配到绥远、天津、成都等地，在那里设立15个分号，遍布茶马古道沿线。此外，长治荫城、西火、黄池的铁货也通过张家口的“茶马互市”销往漠北蒙古族的居住区，最远销往俄罗斯。万历元年在中国东三省就有“潞锅三垛的孙和尚”、“潞锅一垛的郭世明”、“潞锅一大车的于守仁”等潞商字号。潞安府生产的潞锅，尤其受到蒙古牧民的青睐。史载，明朝洪武初年，朝廷在全国置铁冶所13处，上党的潞安府、泽州便各有1处。明景泰元年潞州一单就为朝廷铸制阻敌入侵的铁蒺藜100万件。天顺五年，陕西总兵一次就从阳城运铁10万斤。明朝中期，潞州、泽州两地供应军需用铁每年都在60万斤以上。

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明正德年间，申家将荫城铁货、潞州丝绸、屯留大叶茶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取利润。从现存的铁铺院、茶叶庄、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在贩卖铁货的同时，他们也把茶叶、丝绸的生意做到了塞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