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中的一种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意寓长寿、和谐、富足和团圆，尽管内里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分家始终被视为家道败落之兆，所谓“树倒猢狲散”。反过来讲，在社会福利保障远不如现代的传统中国社会，这种“饭匀在一起吃”的大家庭式生活方式，对突发性灾难或家庭重大经济变故，有相当抗衡力。笔者经历过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随着60年代太祖母高寿去世，特别1966年“文革”受“黑串联”等莫须有罪名的威胁而彻底解体。开放后各房陆续移民海外，要再同堂聚合谈何容易！其间风风雨雨七八十年，家族之树在各地开枝散叶，回忆其中细节逸事颇有传奇性，竟也可以是一部新版《红楼梦》。

1930年，杭州孩儿巷新宅落成，中坐者为太祖父和太祖母

程家创业者

我们程家原籍为安徽休宁，为避太平天国迁至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落籍，从此我们就成为桐乡人。中国传统，五代为一服，程家宗谱排行为“汝”“树”“传”“家”“宝”；此为循环沿用，今时尚话为“滚动运作”，以示程氏支脉生生不息之意。旧时老家桐乡程氏祠堂有家谱定期修续，最后一次修续为1946年抗战胜利后修续“家”字辈，所以我哥程家濂(1944年生)正好轧进去，解放后至今就再也没有修续过，不知这份家谱还在否。家谱其实是最客观、最原始的社会档案！从前有一句话：“只要凭着《国际歌》的旋律，就能在世界每个角落找到同志。”这话今天当然值得商榷，但是我绝对相信，只要凭着家谱中名字的宗辈排行，再配上籍贯，全球任何一个华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根。

太祖父程汝盛，字震权，在杭州张公馆(前清山东巡抚)做账房先生，后又在张家女婿、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他的孙女就是张爱玲的后母)家做账房先生，并在乡间开爿小小的蚕种栈“久盛号”，太祖母就在乡间养蚕种桑，辛勤劳作。太公早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照片上的太公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一看就是凡事一点一画的，想来绝不会做假账。由他立下的节俭、用功、谦和、孝顺、互助的家规一直被小辈记住，可以讲是程家家风。从前老上海说的“好人家”，其实并非指家财身家，而是指家风家规。

1966年5月，“文革”前最后的合家欢，二排右一为程乃珊

太公先后育有十一个子女，但最后长大成人的只三子一女，即大伯祖树棠(字不详)、二伯祖树榛(字慕颐)和祖父树槦(字慕灏)，姑婆慕英。大伯祖树棠英年早逝，祖父常告诫我们：要永远记住大伯祖对我们家做出的牺牲。早年太祖父财力单薄，为帮助家计，大伯祖早早辍学去南浔启泰酱油店学生意，后任职大掌柜。大伯祖母则留在桐乡与太祖母一起种桑养蚕，正如茅盾在《春蚕》中所述。婆媳俩形同母女，起早摸黑，她们孵养的蚕种名驰桐乡梧桐镇，一时有“久盛号蚕种为最好”之说。古语长嫂如母，祖父与二伯祖对这位嫂嫂是一世尊敬。祖父常说，他少小时脑后拖的辫子(时属晚清)都是慈爱的大嫂为他梳编的。祖父和二伯祖是一辈子记住大哥的恩的。后来家境好转后，祖父和二伯祖及太祖父合资在杭州孩儿巷建造中西结合的三层洋房一幢(几年前才被拆迁，原址已建起省医院)。为答谢大伯祖对全家的牺牲，这幢房子一直由大伯祖及其后代居住至动迁拆除。就此大伯家的支脉就在杭州开枝散叶，故而，我们与其后代也疏离了。

二伯祖慕颐公自小聪颖好学，杭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官费留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名额，此时祖父正在浙江省簿记学校就读，成绩优异。两个儿子学业如此优秀，太祖父喜忧参半，坦白表示无力同时培养两个儿子，祖父即自愿退学一心成全兄长深造。为此，二伯祖领了兄弟一辈子的情。祖父辍学后，太祖父请东家孙宝琦作保，介绍入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一生为账房先生的太祖父在民国初年已看到老式银号钱庄将近式微，而新兴的由孙中山亲自批示的中国银行必定大有作为，不得不钦佩他的远见和时代感。就这样，年方十五岁的祖父在太祖父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汉口路5号中国银行(该建筑现在为一家西餐厅)。或者因为持有孙宝琦这样大有来头的保书，中国银行行长丁道津亲自对祖父面试，并当场同意入行任练习生，且办理了寄宿手续。

祖父和两个儿子

就这样，祖父为我们程氏家族在上海的衍生打下第一块基石，从此在中国银行服务了七十年，成为中国银行有史以来服务资历最长的一位员工，也是中国银行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既未受过高等教育也未留过洋的高层管理。祖父29岁已为中国银行副经理，是中国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经理，也是中国银行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先后服务于新旧中国银行的高层管理。祖父生前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副行长(正行长为北京委派)。

二伯祖慕颐公不负众望，在东京帝国大学苦读直至获博士学位。经由同班同学、严复之子严智种关照，回国不久便出任国民政府卫生局副局长。不久终因文人不惯官场游戏规则而请辞，宁做个体户开设“程慕颐博士医药化验所”，此为沪上规模最大的首家由华人开设的化验所。业务蒸蒸日上，不久即在富民路、静安寺路、岳阳路等开设多家分所。二伯祖富经营头脑，一有积余即购置物业，但个人生活除喜收藏车料玻璃器皿外，十分省俭。

祖父赴日筹办中国银行第一届海外分行前留影

从此犹如《红楼梦》中的荣国府与宁国府。程慕颐、程慕灏兄弟在上海滩上层圈子名气蜚然。都说太祖父母福星高照，膝下两个儿子如此兴隆发达。信不信由你！当年太祖父在杭州张公馆做账房先生时，两位年幼的祖父兄弟时会趁暑假时去张公馆小住，当然是住在下房里。祖父回忆，张公馆内楼台亭阁，小桥流水，是十分漂亮的园林，解放后做过杭州市粮食局。张公馆内另一位账房先生会算命，那天，与太祖父闲聊，看到太祖父的两个儿子活泼伶俐，就开玩笑地说帮他们看相算命。岂知看完后马上起身，连连向太祖父作揖：“震权先生，你两个儿子不得了，长子是富命，将来新房子一幢一幢造得你来不及住，小儿子(我祖父)是贵命，做官一直要做到八十岁。”不解此是巧合还是什么，二位确实是我们程家的创业人。

四十块银元

祖父虽然有孙宝琦的介绍信，但入行后并无任何特殊化，一切从基层做起：从扫地抹桌招呼大师兄茶水到点钞票包银元译电报等。祖父犹记得为练习辨别真伪银元，隆冬季节在天井里就着一口水缸逐个敲击银元，水缸结起厚厚的冰，祖父双手生满冻疮。祖父还有一个习惯，站着吃饭，这个习惯直到他中年以后才完全改正过来。皆因他在做练习生时已养成眼观四方，随时准备应差办事，故而连吃饭也是处于待命状态，站着吃饭，方便随时放下碗筷张罗琐事，即使后来升任银行高层，在家里吃饭时也常有电话或行里信差送紧急文件批示。久而久之，站着吃饭就成习惯了，一下子还真改不了！

我们家广为流传一个四十块银元的故事：话说当时太祖父送祖父到中行学生意时，从怀里掏出四十块银元给他作应急用，嘱祖父非到万不得已，不要动用这笔钱。三年后祖父练习生满师回乡省亲，拜见太祖父母和大哥大嫂时，四十块银元一个不少如数归还，再另掏出他省吃俭用攒下的四十银元(练习生一月包吃包住只得三块银元生活费，还要剔除剃头洗澡及去夜校补习英语的学费)给太祖母作家用。

这四十块银元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1991年，祖父以93岁高龄去世，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三方刻着他三个孙子(即笔者哥哥及叔叔的两个儿子)名字的图章。原来，祖父一早已为三个孙子准备好三份教育基金，他是希望三个孙子经他一臂之助留洋深造，可惜因时局不佳，无法实现。说来遗憾，祖父年轻时家境贫寒，将出洋深造机会让给哥哥，到他有能力可以培养自己子女留洋，却正值二战，全球一片战火；1949年后，国门关闭！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突飞猛进，祖父才看到曙光。事实上，早在1976年，“四人帮”一粉碎，在祖父的支持下，我母亲已为我时在雁北的哥哥办好到华盛顿大学留学手续，出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还是没有成行。1978年中美建交，哥哥却放不下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决定再次放弃出国。直到1991年，哥哥的儿子以优异成绩考上康奈尔大学，祖父已去世了！虽然他没有看到曾孙拿到康奈尔金融专业硕士，但我侄子记住太公的四十块银元的故事，他出国时家里同样给了他一笔五位数的美元，供他防身，但他从本科直到读硕士整个求学过程中靠奖学金和打工，这笔钱原封未动。

祖父将祖母接到上海时的合影

“老祖宗”

中国传统，对父母的赡养义务首先为长子，长子不在便是二子，以此类推。30年代初程家家道渐佳，在杭州孩儿巷造了三层洋房，太祖父母就从桐乡迁至杭州，与大伯祖同住。大伯祖去世后，二伯祖慕颐公就将太祖父母接到上海，此时二伯祖在今新闸路1048号，已造好带二百多平方米花园的新住宅(该宅已于2004年拆除，现址为高档住宅远中风华)，一直赡养到两老寿终。

祖父老宅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931号一德式花园洋房(造延安路高架时拆除，现为我家所在的南西街道政府机关)，姑婆就住在贴邻的四明村，两处都离新闸路1048号仅一箭之遥，三兄妹就像卫星绕着太阳一样紧紧围着我们的太祖父母。1944年，作为程家第四代的“家”字辈第一人、我的哥哥出世，圆了四世同堂之梦。

那时每逢周末及节假日，祖父和姑婆都会携全家去新闸路1048号团聚，我家的四世同堂是分居不分家。不分家是因为，太祖父本无什么财产可分。

但凡四世同堂之家，必有位精神领袖，通常是家中年资最长之辈，住的房间必是全楼朝向最好的一间，家中一应起居饮食活动都以他们为中心，哪怕已不再管家退居二线，他或她仍享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从《红楼梦》到《家》《春》《秋》，我们见识了太多“老太爷”和“老太太”，总觉得，当这位权威人物是老太爷时，家中风气多半为严谨封闭、压抑的(如高老太爷)；而如若是位老太太，那就要活泼温馨得多，如《红楼梦》中的贾母，整日与众孙儿女一起看戏嬉笑……

程乃珊和哥哥在福煦路931号

我家的精神领袖当然是太祖母邵氏，享年96岁，当时我已经十三四岁，故而对她印象尤深。由于子孙太多，她对我们第四代谁是哪房的孩子已经搞不大清楚，需要旁人在边上提点。太祖母的房间是二楼朝南外加一只大阳台的全楼最好房间，内里全堂红木家具，收拾得一尘不染。太祖母不喜欢坐沙发，常年坐一把高背藤椅，看到我们小辈去，她总会开锁从大橱里拿出各种吃食：白糖杨梅、油枣、橘红糕、松仁粽子糖分给我们吃，然后又一一归还原处上锁。她腋下永远吊着一串钥匙，就只是她房里的那些箱柜，可能这是她心理上对当年当家人地位的依恋。太祖母辛勤劳动一世，到晚年仍力所能及地坚持为人民服务：剥毛豆、拣豆芽、折锡箔……实在没事干，就将草纸整整齐齐地一裁三(当时用的都是黄草纸)，并仔细将草纸上的粗糙经络拉扯掉，再将它搓得柔软，然后再一份份整整齐齐地放在各层的洗手间里供使用。贴邻太祖母卧室的一大间是全家饭厅兼起坐间，就是为了让老祖宗热闹又不用上上下下爬楼梯(一般上海人家饭厅和客厅都设在底层)，闲时一家四代都挤在那里聊天。太祖母因年事已高，吃饭时像小孩子一样米粒常会掉落在桌上和地上，她都要逐一捡起放在嘴里，不听众人劝阻。所以我们从小就习惯将碗里的饭粒全部吃干净，根本不敢“剩饭碗头”。

二楼老祖宗专用的卫生间很奇特没有浴缸。其实新房子造好时是有的，无奈老太太一看见就发脾气：“像个白棺材，看着就触气！”二伯祖慌忙将浴缸给拆掉，可见其对母亲的百依百顺。仗着和和睦睦、互相互携，四世同堂大家庭熬过敌伪时期。1949年，我们程家又面临一次考验。

解放前夕，二伯祖可能自忖一世清白，且在祖父鼓动下多次为解放区捐助西药，为老区来上海治病的领导(传说是陈赓将军，曾经在我祖父的福熙路931号老宅养过病)联系医院治病，因此他是坚决不离开上海。

祖父毕竟因常年从事金融，所谓财政，与政治总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祖父与国民政府高层宋子文、孔祥熙等关系密切。当时国民政府应诺为中行高层提供邮轮去台湾，言下之意，家中一应财物甚至猫猫狗狗都可以带上，中行高层张嘉璈(徐志摩的前妻舅)，元老宋汉章、贝祖诒(贝聿铭之父)都携家眷走了。祖父考虑再三，还是婉拒了当局的“去台湾后原职原薪”的承诺，选择了留在上海与中行全体员工共进退，并接受地下党劝说积极参加护行卫行工作，迎接中国银行的新生。

做银行的习惯保本意识特强。祖父最后决定让长子(我父)携全家去香港，打头阵先留好一条后路。自己则铁了心留下来。

我们的两位祖父，就是这样在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明大义，为我们这个四世同堂的旧家族，新开一扇窗。

1962年哥哥从北大回沪，全家合影

从此直到“四人帮”上台，在党的统战政策温暖中，虽不至“马照跑，舞照跳”，却也如当年溥仪在北京紫禁城中保留一个小朝廷样。那时全上海的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都过着舒适优渥的生活。二伯祖由衷地说过：“我们这种人，要在苏联十月革命时，早被枪毙了。现在人民政府，没有绑架没有强盗抢，政府定期发放定息，不用天天操心生意经，笃定泰山过日脚！”

不过，这毕竟是一场推翻旧时代的革命，二位祖父兄弟情深，互携互助走了过来。

最后的四世同堂

上海解放不久，祖父办理好与人民政府的移交手续，南下香港，出任香港中国银行经理。

此时上海福熙路老宅被政府作为派出所用。二伯祖二话不说，腾出花园北端新造的一幢四层公寓楼给祖父在上海安个家，留个老窝。祖父则坚持亲兄弟明算账，一定要付房租。二伯祖拗不过，象征性收点房租以让祖父安心，岂知竟埋下大祸。60年代初有关部门以“私自出租物业却瞒报为自住”之罪将全楼没收，这对二伯祖打击很大，祖父终生为之抱憾。二伯祖却从不出一声责怪之言。

说起二伯祖这幢公寓式新房子，其实也孕育着他自己的一个四世同堂之梦。二伯祖共有四子一女，这第二幢房子是他特地为四个儿子设计的。楼高四层，每个儿子一层，每层为品字型南北三间，钢窗蜡地，卫生间壁橱设施齐全。奇怪的是，整幢房子没有造一间厨房。这是因为，二伯祖想当然四个儿子不会分家，总是聚在老房子吃大锅饭，否则何为四世同堂？谁知他四个儿子只有一个留在上海，四层楼的房子空空荡荡，可见人生，根本无法预先设计，也无法代绘蓝图！

成年后的程乃珊与祖父、哥哥合影

1957年我父亲携全家从香港迁回上海，就在这幢四层公寓式房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同住的还有当时三个尚未出阁的姑姑。

那时我们还奉行吃大锅饭(早饭自理，午饭除小孩子外都在各自单位解决)，最开心是晚餐时光，因为两幢房子相隔一个花园，所以每晚7点吃饭要打铃的，如不回家吃饭一定要先打电话回来告知，反正准时开饭，过时不候。四代人铺铺满满坐满两只圆台面，遇到星期天姑婆一家来还要加一桌圆台面。朝南打横一椅一几，就是太祖母的专座。1957年，政府提倡穿花衣裳，我家的女眷们立时热诚响应，花花绿绿的点缀着圆台面，很有花团锦簇的味道；男眷们还是拘谨的，蓝布人民装一身言语也不多，风头都被女眷们抢去。

大家庭几乎每个月都有人生日，有的一个月要有几个人生日，当家人二伯祖母都会一一记住老少无欺，公平对待。届时饭桌必有添菜并有长寿面吃，既改善了伙食，又讨了大家的开心，皆大欢喜。

人说十根手指有长短，大家庭中，谁也不甘做最短的手指。故而，大家庭的氛围一直充满竞争：男人比事业，女人比贤淑，小孩比功课，都是在暗下功夫。听起来似很让人吃力，但相比那种败家子当道的脱底棺材样只会吃老本的，我们的四世同堂大家庭充满进取和活力。

尤记得每逢大考完毕假期开始之际，必是各房小孩学生手册大展示之时，也是笔者最难熬之时。我家苦读蔚然成风，最优秀的是上海“家”字辈中的长房长孙、我哥哥程家濂。哥哥之名为祖父所起，一个“濂”字意喻清廉正直。哥哥1944年出生，正是抗战激烈之年，此时祖父受总行高层之嘱，死守上海中国银行。上海已沦陷，成汪伪天下，却要守住中国银行与自身的清白，又要与日伪周旋，谈何容易！作为长房长孙，我哥哥的诞生无疑令祖父很欣慰，取“家濂”这个名，或者也是祖父对自身一种勉励吧！哥哥百日，各界人士纷纷送礼致贺。祖父却考虑到国难当头，自己如若为得孙大办百日汤饼会，影响不好。但收了人家的礼总该有一份表示吧。正好此时在富民路197号中国银行俱乐部前有块空地，祖父遂将礼金集中再私贴一些，为中行员工捐助了一个网球场，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网球场还在使用。作为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哥哥可以讲是楷模，且是唯一一名共青团员。1962年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关于哥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四世同堂的长房长孙，简直可以是又一部《牧马人》！改革开放后，哥哥始得公平对待，从基层化肥厂厂长做起，直至山西大同市副市长。他一直牢记祖父对他的期望：清白廉正，在异乡洁身自好，是当地有口皆碑的“清官”。作为长房的父母亲，一直因我们兄妹俩而在大家庭中很自豪。

我的成绩单，是众人中最拿不出的，幸好我有我的闪光点作文和英文。因此每逢展示学生手册之时，妈妈总像买鱼搭葱姜一样，必带我的作文簿，还叫我当场朗诵一段英文，我的拿手是安徒生的《Little Match Girl》(《卖火柴的小女孩》)，作文簿上老师的褒奖和漂亮的评分，总算为父母挽回面子。

犹如今天的香港人，白天讲英语穿洋装，晚上回家喝王老吉凉茶煲老火汤，布置时尚的家中还供着神位。我的长辈们白天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晚上是程家唯唯诺诺的灰孙子。每年过大年和端午、八月半，家里都会祭祖。仪式就在老房子的底层，用以间隔餐厅和客厅的大拉门敞开，朝南座北墙上是一帧帧历代祖宗像，上海人称此为“尊”，还有已故的太祖父照片。香烟缭绕中我们的长辈们穿着蓝人民装一个个虔诚地排队向祖宗叩头，少不更事的我们有时忍不住会笑出来，即遭来长辈们一个严厉的眼色，从此再也没有人敢笑。

随着太祖母高龄去世，新房子不久又被查收，我们不得不迁出二伯祖的家，从而结束了那令我十分留恋的四代同堂生活。直到“文革”前，每逢过年过节，我们还是要去新闸路1048号后宅相聚祭祖，直到“文革”开始，为避嫌疑，互相才疏离了。而今两房长辈都已相继去世或移民国外，因都散居各地很难再现当年四世同堂的盛况，难得回沪探次亲团聚，拼拼凑凑的一只圆台面也坐不满！

其实，在我的女儿出世时，我的外公也已实现了四世同堂的心愿，只是因为外公只一子一女，儿子又远在美国，所以就算四世同堂，也坐不满一只圆台面！

程乃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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