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门店有些特殊,顾客来“买”的多是自己写的书。他们大都不是什么作家,没有为人熟知的名字,只是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醒目的红底黄字招牌:“家史·家谱·传记”,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店里的主营产品,除了出售各种家史传记类图书,它还为它的客人们出有关自己和自己家庭的历史和传记。

　　如今,这家位于北京海淀图书城、2011年4月正式营业的书店已出了1500多种老百姓的回忆传记类书籍,这些书印数不多,不进入公共流通的市场,只在作者和他们的亲友间流传。

　　不过,这家书店生意越来越好,老板正打算再开分店。在个体书店纷纷遇冷的当下,这家特殊的书店和它的生意令人好奇:为何会有这么一家店?谁是它的客人?他们为什么想出书?他们的书写了些什么?

　　……又或许,你也曾想过,为自己出一本书?

　　一家为普通人出“书”的书店

　　书店开在2011年,但老板涂金灿在2008年年底就已经开始做“自费出书”的业务。

　　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青年,当过老师,组过诗社,下海经过商,45岁的时候,涂金灿忽然冒出出书的念头,并由此发现商机:“人生过了一半,有了些总结。推己及人,觉得人家可能也有些总结想写,既然如此,不如把这个当成生意来做。”

　　既然名人可以立传出书,普通人为什么不行呢?涂金灿开办个人出书网,推出“为百姓个人出书”的服务。有出书意愿者,提供文稿,花上几千块钱,就能拿到50本经编辑、审改、装帧、设计、印制的书。很快,他发现民众对出书的需求大得超过想象。

　　涂金灿感到意外的是,出书意愿最强的不是他之前料想的人生过半的中年人,而是阅历丰富又有闲暇的老人。“老人出书成了主力军,60岁到90岁的退休老人出书热情最高,他们出的主要是自传和回忆录。”涂金灿说顾客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有96岁,虽然书店提供上门服务,但老人还是亲自走到店里来了解情况。“在北京,几乎每3个老人就会有一个愿意出书的,都希望对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族有个总结。”

　　老人们并不在乎有没有书号,受不受关注,能不能成为畅销书,他们只想圆自己心里的一个念想,把不会出现在历史书和新闻报道里的自己一生的经历、成就与失败、思考和感悟一一记录,给自己的后人留下点东西。

　　“以前,有人想出书但等了很多年都没找到地方。”这天上午,涂金灿刚接了两个电话,一个江苏男子跟他说“我和我爸爸都写了书、画了画,既能出文集又能出画册,以前一直没地方出,我把稿子发给你,你们赶紧出。”

　　涂金灿说传统上通过出版社出书有几个门槛,无法满足一些想出书者的需要:审查环节多,流程缓慢,拿走书稿说要出却一拖几年；市场化导向,认为不好卖的书就不出；印数多,费用昂贵。

　　相较之下,他的书店成了这些人的好地方。常有老人的子女带着书稿上门,说快点把我们的书出了吧,老头子天天念叨这个,说不出死不瞑目。在这里出书最多的一位老人已经出了14本书送身边的朋友,写完自己的故事,又开始编辑他认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据涂金灿计算,2009年,“家史·家谱·传记”书店每个月差不多要出十几本书；2010年,一个月二十几本；2011年,每月60到70本,平均每天出两三本。

　　那些普通人笔下的历史

　　翻看这家店已出的普通人的传记和文集,会发现大量记载着平凡人个体命运的文字。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帝王将相的家谱。传统正史的宏大叙事中,从来多见重要人物的活动,少见普通民众的生活。正因如此,这些非常普通的记录人撰写的完全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反而令人产生了新鲜感；这些作为个人财富、家族财富得以编撰的书,也在客观上成了一笔社会财富。

　　在一本《百年家史》中,作者列出了自家的大事记,从1910年到2010年,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百年间的国家大事穿插在一个普通家族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中。

　　他写了抗日年间自家养的一只黄母鸡,对日军的脚步声非常敏感,3年里,总能在“鬼子进村”时迅速躲得无影无踪；写了1974年,受胃癌折磨的父亲,在感到生命将尽前,如何做了棺木,又把儿子叫到身边,从枕头下面掏出报纸包着的72市斤全国通用粮票；写了1969年,一个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女民兵用小药瓶带回一截毛主席抽过的烟蒂,在地区千人大会上,大家热泪盈眶地三呼“毛主席万岁”。

　　另一本由全家人共同参与写作的《百年五代家族简史》记录了一个出过民族企业家、抗日烈士、国家高级干部、医生、教授、工程师的家庭,五代人的思考和经历。

　　其中,有一位儿子怀着最深的痛悔回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看着“极右分子”父亲拉着粪车缓缓走过,“我过去吧!上去叫声‘爸爸’吧!……我的脚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钉在地上,我不敢看爸爸那双忧虑、痛苦的眼睛……转身跟粪车相错而过”；也有当年抗美援朝中受伤被俘、担任坚持回国志愿军战俘总代表的老人盘点自己一生的“喜剧”角色和“悲剧”角色:热情奔放的共产党员、志愿军宣教干事、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囚徒、拒绝去美国去台湾的“执著者”、被关进牛棚批斗的“大叛徒”、恢复党籍后的职工大学校长、自由撰稿人……

　　还有一个写了58年日记的老人整理出书,粘贴着大量当年报纸的剪报,历史烟云尽录其中；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感到现在的大学变了,怀着继承发扬“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的心愿,写下了年轻时在南开大学的生活回忆……

　　有些记录虽朴拙缺乏文采,但还有比这些听得到鸡鸣、摸得到心跳的文字更生动的历史记录吗?

　　有意义、有需求、有市场

　　但更符合规制问题需要探索解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曾在1999年发表文章,指出平民的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历史,“在史书中有时看似‘无关痛痒’的一句话或一个抽象概念后面,往往事关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一生一世”。

　　雷颐回忆,写这篇文章时国内几乎找不到老百姓写自己的书,那时他觉得要让芸芸众生进入历史是件很难的事,“但这些年我发现写这些东西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能有一家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书店。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平民写史成了一个潮流；但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写,包括很多经历很有意思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这件事做得还不够。”

　　“写下来、留下来,才能进入历史”,否则就会被时间遗忘,雷颐认为正史文献中记录不足的社会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恰恰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只有从这些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中,才能对一个时代做出更客观准确的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普通人所写的传记、日记、回忆录等,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涂金灿说美国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有关研究人员都曾与他联系,表示对书店出的普通人的书很感兴趣。他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既有商业价值,又具社会意义。

　　今年,涂金灿打算在书店办培训班,教想写却不会写的人写自传和家史,还准备争取给每个出书的人办座谈会,邀请作者的亲朋好友参加,听作者谈写作动机并交流读后感想。

　　“历史写作和记忆面前,人人平等,贩夫走卒和帝王将相在记录历史上有着平等的权利”,他希望更多普通人能参与进来,从自己的维度,抵抗历史遗忘。他认为,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发展,未来拿起笔记录人生经历的人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