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的《雅趣》专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漫话绕口文”。其中引述了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编撰的短文：《施氏食狮史》。作者以为，那是一段绕口令。这使我感到，应该写一篇短文，让人们了解赵元任先生之所以要写这篇同音“故事”的真正意图，以免误会和不确切的说法继续连绵。

    关于这段文字的述评，报章和网络上已见不少。有的也如上述文章似的，说这是赵元任先生的“谐趣戏作”；有的则主观臆断，说这是“50年代初期，有人提议汉字全用拼音”，而赵元任先生“大不以为然”，便意图“通过这篇文字”表明“中文拉丁化所带来的荒谬”等等。

    这些说法，要么认知不详，失之准确；要么南辕北辙，根本扭曲了本意。

    其实，赵元任先生的意思，是在分析汉字声调和意义的关系，并用这种根本不能，或很难发生的“极端”文字从反面来说明使用“罗马字母拼音”的必要和可能。

    这里，我不想详述汉字改革活动的沿革，但应该指出的是，早在清末民初，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元代，为了免除人们学习汉字的艰难，一些语文先生就采用和提倡以相应字母拼写汉字。尽管他们的认识和做法不无值得商榷的空间，但其意图使国人加快学习文字，提高文化水平，以腾出时间和精力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意愿却是可贵的，其为此所付出的辛劳，也是值得仰视和钦佩的。而赵元任先生，恰恰是这“罗马字母拼音”活动毋庸置疑的创始人和积极倡导者之一。

    为了论证“拼音”的必要和可能，赵元任先生不仅从国家、民族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等，这些文字以外的方面寻找依据，而且在文字的内部，包括古文和现代口语、书写的角度讲述文字改革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而《施氏食狮史》这段颇有些“极端”的“古文”，就是他在这样的背景下“硬造”出来的。对此，他在1959年向我国的台湾大学师生们发表关于《语言问题》的演讲时，就曾说道：“在有限的某种用文字的场合（包括像‘施’文这样的‘古文’场合——笔者注）里头，是非用汉字不可。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学本身呐，当然不能不写你所研究的文字。可是在多数……文字用处的场合，比方说是自然科学啊、工啊、农啊、商啊、军事啊，这些用处上呐，我觉得现在就可以用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见1980年6月商务印书馆《语言问题》第150-151页）

    这里，他委婉，但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倡导汉字拼音的主张。所以，他的所说、所做，是为着庄严、肃穆的语文事业，断章为“戏”言，当然还不会有什么大碍。但是，倘若像有人那样，说这是在“讴歌”“中华文化”，并以此来“敲打”“百年后可能抛弃中华文化的不肖子孙”等等，可就真的鲁鱼亥豕，谬误千里了。噢，还是期颐老翁、大师周有光先生深知就里，他早已明确指出：赵元任是“倡导拼音文字”的。所以，引用《施氏食狮史》作为否定“拼音文字的资料”，是“完全违背了赵氏的原意”（见1995年5月三联书店出版《语文闲谈·续上》第22页）。

附：《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摘自赵元任《语言问题》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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