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书不足以演义一个家族的兴衰,众个评说不足以看清一个人物的始末。
“乐有余堂”,即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一份家训,一份家教。——编者语
从庆亲王府的家训想到的
解澄海
庆王府
我的太姥爷——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在其庆王府内的每幢住室和厅堂都有不同的命名,其中最为显着的当属“乐有余堂”,此住室由其长子、我的姥爷爱新觉罗•载振居住。“乐有余堂”是以家训“四留”命名的,并以条幅悬诸壁上,嘱后辈励守此训,其词云:“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庆亲王的后人以此勉励自身,谦恭待人,严于律己,颇受身边友人敬佩。
庆亲王奕劻及儿子载振
著名史学家骆宝善先生指出:奕劻从小就经历了自己的祖父、父亲、伯父、堂兄们荣辱浮沉,万分惕憟,养成了对规矩不僭越一步的性格,分得出事情的大小轻重,完全符合皇权专制制度下对一个皇族的规范要求。骆宝善先生进一步分析道:就政治见识而言,维持祖宗江山,尽心大清国事,在奕劻始终是第一位的,心目中本能地绷着满汉芥蒂这根弦,对朝廷忠贞不二。清帝逊位后,载振历经国民政府、军阀混战、日伪、南京国民政府等时期,都曾有人劝他出山,但都被他拒绝了;当他听说孙殿英盗墓案后,他在家中郁郁不乐很久;这些例子都足以说明庆王府对清朝廷忠贞不渝的精神,真正将“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落于实践之中。
在日常生活中,庆王府的后人对仆人和身边贫穷亲友不但慷慨和善,而且生活上给予关心照顾,经济上遇到困难无偿资助,体现了“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之传统。
载振
载振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农工商部尚书,他也是最早接触西方先进管理和西方先进文化的官员,但是由于秉政时期极短,没能发挥其巨大能量。就其在天津投资“天津劝业商场”,就能看出他眼光之非凡,具高瞻远瞩,使这个商场的建筑风格、管理模式、京剧娱乐等,历经百余年而不衰,并且至今还在带动天津市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这不是“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的很好证明吗。
在庆王府,无论阿哥还是格格,都要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琴棋书画、四书五经是不可缺少的学习内容,所以他们后人的书画能享誉社会,就足以说明他们的功底之深厚,不仅如此,古文古诗也是很有功夫的,这也造就了其后人高雅的人文素养和高尚的品德,这是庆王府世世代代不忘“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家训的不断传承。
此家训据考,是在南宋学者留耕道人王伯大(王幼学)《四留铭》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不同略加改动而成。《四留铭》的原文是:“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慈禧曾命名的“康百万”是跨越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康氏家族,该家族以《四留铭》为家训,四百年不衰,直至解放后家产被没收为止。同治年间进士牛瑄所提“留余匾”成为中华名匾。
此“四留铭”又何尝不能被我们现代人引用呢:公务员要为国家、人民尽心尽力,谓之“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不挥霍钱财时刻想着贫苦百姓,谓之“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为社会做贡献劳其心智,谓之“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为了家业(无论国家还是小家)的兴盛不忘培养人才,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谓之“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尊此,何愁国家不能早日昌盛!
宋代诗人王令有诗《寄介甫》云:“终见乘桴去沧海,好留余地许相依”,留余,是成功秘诀,是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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