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悉心考察徽宗的心理，我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有宋一朝，“匡复幽云十六州”，这是压在祖宗们心头的一块痛，他们半夜被噩梦惊醒的时候，想到最多的是“幽云十六州”的耻辱。很多人责骂徽宗为什么要联金灭辽，但他们没有理解徽宗的内心痛苦挣扎。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汉武大帝艰难地打败了匈奴，同时将“文景”之治下的多年国家财富挥霍一空，从此，西汉走上了下坡路，而我们能对徽宗“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吗？
    好多人以为如果不是宋徽宗去挑逗、激怒金国，完颜氏是断然不会南下侵略规规矩矩的宋朝臣民的。己以为，这完全是一相情愿的书生之见。游牧民族以劫掠骑射起家，没有稳定的农业耕作，面对宋朝那富得流油的国家财富，当时也没有《国际法》的制约，不侵略那是见鬼的事。
    再者，历代所谓惯于开疆拓土的能君——秦始皇，在军事上优于徽宗；治国安邦的明君——唐太宗，在政治上甚于徽宗；长于杀戮大臣、镇压民众的暴君——石虎，在笼络近臣上良于徽宗，在某一方面，徽宗确实不及，但他们在个人品德、诗词歌赋、艺术才华实不能及徽宗一半，人无完人，为什么要苛求一位倒霉的君主多项全能呢？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争议的皇帝，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皇帝，他也是一个倒霉的皇帝，因为自己对金军事抵抗的失利，沦陷了北方半壁河山，他于是承担起了大宋王朝由盛转衰的所有罪责。今天的普通人一听到宋徽宗，只会有三种印象：一是好色之徒；一是昏庸无能；三是艺术天才。然而，他们不知道曾经向唐朝叫板的吐蕃兵败宋朝军队，三千多里的疆域归于宋朝就是徽宗时的事，丢于后唐，令宋代先祖遗恨万千的幽云十六州大部分也是徽宗时复得的；一般人知道徽宗朝蔡京的被宠信，却不知徽宗朝蔡京的三起三落，徽宗言辞中对蔡京们的指责；一般人知道偏重于指责宋代的“冗官”、“冗军”，但却疏于追究宋朝的高俸禄、高军费是从哪儿来的；一般人殷勤于指责宋徽宗在军事上抵抗金兵的败绩，却没有深入探究宋代出于北方游牧民族勃兴期的事实；一般人只看到了宋徽宗自身的毛病和他治下的弊病，而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和他治下的成就等。所有这些，对一个被凌辱至死的皇帝而言，都是片面的和不厚道的。

    我以为，在学界充满了“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难道汉高祖刘邦在大同白登山险被匈奴擒获，项羽垓下被围身死，就失去了后人对他的英雄评价了吗？难道因为宋太祖的“黄袍加身”行为不道德，就抹杀了他的很多很多历史功绩吗？我觉得，历史是异常复杂的，好多问题需要我们抛弃二元对立的思维，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分析。对于宋代的重新评价，我以为宋徽宗这位有争议的皇帝就是一个突破口。于是，我选择了集中研究宋徽宗二十五年，希望以此进入宋代史的庭院，作为一位真正的主人。

二

    研究宋史，研究宋徽宗，逐渐形成两个判断：
    （一）、从综合程度看，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最优的一个王朝。宋代的好多制度达到了当时世界文明程度的高峰，它的各方面成就也达到了令前后诸朝仰视的地步。先宋时代是中国历史文明的发轫期，到宋达到极致，而后宋时代中国经历几次少数民族的统治，由于它们的野蛮和愚昧，中国历史高度文明的程度被生硬地拉下了一个层次，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被后进的西方赶上、超过，抛在身后远远一大截。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却可假设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按照宋朝的历史趋向发展下去，中国产生类似西方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的现代文明，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的。因为，中国人的勤劳性、聪明程度明显高于黑人，似乎也一点不比白种人差。那么，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引领世界的潮流，而不是相反。要知道，政治作为社会的中枢和发动机，在宋代，中国的科举制度做到了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自由流动，明显优于西方的贵族世袭制。稍微再演进一步，说不定我们也会产生西方式的启蒙运动，我们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思想也会在中国自动生根成长，也会形成当今我们亟待形成的公民社会；

    （二）宋徽宗没有亡国，大宋王朝只是换了一个皇帝，丢失了一些疆土。说宋徽宗是“亡国之君”是有失公允的。宋徽宗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对比，他不残暴、不无能、不昏庸、不弱智，虽然算不上一个很英明的君主，但至少是中才以上。为什么记载宋徽宗荒淫无道的文字史不绝书，如古代的《宋史》、如今天作者思妃所著的一本文学书籍——《放荡天子宋徽宗》。后者单看十个标题：一、即位；二、怠政；三、宠奸；四、好色；五、崇道；六、乱宫；七、屠民；八、恋妓；、九、禅位；十、遭擒；我们即可看出思妃先生的主观色彩是极其浓厚的。再看内容，他用文学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渲染徽宗的无道生活，甚至还模仿乾隆下江南，无中生有地虚构出了一个徽宗微服下江南的情节，目的只有一个——猎取江南艳女。对徽宗的若干正面评价会导致普通人的暂时不接受，会导致固有意识顽强的文化人的指责，于是，文人们大多选择了最为保险的、魔鬼化徽宗的言说方式。徽宗授人口实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说白了，就是徽宗丢了北方半壁江山。当徽宗拿过吐蕃的三千多里疆土，当徽宗夺回“燕云“等州时，当时的文人对徽宗好评如潮，一旦军事失败，徽宗便成为罪魁祸首。对于一贯强调疆域辽阔的大一统皇帝和大一统皇帝治下的文人而言，丢城失地的罪责甚于一切罪孽，于是，历史学家和文化人士从来不吝惜自己偏执的语言，他们似乎闭眼不看徽宗曾经的努力，他们也忽略了在世界时空下北方少数民族强劲崛起的事实，只是粗糙地抓住了开封城破的事实，这种“取到真经，功劳是唐僧的，惹出祸端，罪过是孙猴子的”的心理是我们的认识误区。

三

    后世诸人多苛责宋代，说他们不能开疆拓土，一统华夏，然而，仅仅因为宋代在军事上的屡屡失败，就对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诸方面的成就避而不谈，这点很难说得过去。众所周之，一个秀才如果和一位山汉打架，谁胜谁负一目了然，难道能说秀才一文不值吗？文明人和野蛮人在军事上较量的结果，往往是野蛮人胜出，君不闻：伟大的古罗马文明就是被野蛮的日耳曼民族摧毁的嘛！其实，在公元10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中间，从世界的大历史鸟瞰，大宋王朝就扮演了一个“文明人”的角色。当时，少数民族势力勃兴，它是一个波峰，在中国的周边接二连三地兴起了三四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女真族的金和蒙古族的蒙古（元）。尤其是蒙古族的兴起，这是人类历史上冷兵器时代绝无仅有的一股强大势力，它所到之处，一切的抵抗失去作用，蒙古铁蹄所向披靡，地方政权闻风而倒，欧亚大陆几乎没有遇到对手，欧洲人惊恐地发出“黄祸”的惊叫，而宋代的抵抗相较之下，还是最为强有力的。然而，蒙古人军事上的凌猛之势，给各个民族带去的不是福音，而是愚昧、恐怖和无穷灾难。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它们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尽管军事上成功，然而在其他民族文明的强大吸引之下，过不了多久，自己就会内部崩溃，被文明民族所同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大宋王朝的覆灭就是亡于蒙古族的。宋徽宗只是军事上失败于女真族，从北宋到南宋的转变，不是亡国，只不过是丢失了很大一部分领土，遗弃了许多人口（甚至包括皇帝和皇室成员），只不过是宋代统治者换了一个统治中心而已，高宗赵构滚身流淌的还是赵氏血脉，享用的还是大宋国祚，南宋人民的生活水平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就土地而言，中国古代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领土划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认定，所谓“楚河汉界”、“五十六个民族”都是后来的认定，所谓的民族只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长期以来，“天朝大国”的虚荣在使人产生一种牢不可破的僵硬心理——国土面积越大与人民越幸福成正相应关系。因此，少数民族的政权在正史记载里面都带有贬义，如“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这是出于一种强势的政权下人们的习惯心理，直到近代以来，这种认识才得以矫正，如把西方的国家翻译为平等或者羡慕的“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美名。所以，在宋代，人民无论如何难以接受少数民族的统治。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本身的统治落后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爱面子心理作怪。
    为什么要苛责宋朝的统治者打败天字第一号的少数民族政权？并且规定了仅有的两条路：军事上战胜了辽金蒙古，你便是中国古代王朝之最；反过来一旦落败了，你便是中国王朝之底。如此二元对立的思维九千年年来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结果，对宋徽宗一朝在历史上曾多行善政跳过去不言，仅仅抓住一宗罪——军事失败，丢失北方。此种言论，无疑就像是一位冷面先生训斥一位文弱书生，为什么不能把街上撒泼的那个彪形大汉两脚踹倒。对宋徽宗的要求不但宋代以后的君王做不到，就连宋代的开国君王们也从来没有做到。注意，北宋是被金国灭掉的，而不是被辽，从辽到金，从金到蒙古，三个少数名族一个彪悍一个，这点也许不会有人怀疑，尤其到蒙古族兴起以后，他们从亚洲东头一路打过去，一直推进到欧洲的旬牙利，连罗马教廷都大受震动，甚至有迁搬的打算，最后还是蒙古国内有事主动撤兵。我们不由猜测，即便嬴政、刘彻、李世民在世，是否能抵挡得住那些野蛮人的疯狂。这也能够说明后来的中原王朝老是被少数民族灭亡的原因。

    因此，宋朝的灭亡不是源于自己的内部腐朽，宋朝也从来没有走向民不聊生的境况，宋朝还是宋朝，在按着自己的势头、轨迹发展着，但他的敌人却在军事上犹如吃了催肥剂般壮大着，以后中原政权频繁灭亡于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最具合理性的解释。
    大量的证据证明，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各方面成就并没有落后于前后诸朝，宋徽宗时代各方面的成就也没有落后于宋代的前后诸朝，许多方面还出于最高峰，因此，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中国历史上被贬毁过多的赵佶皇帝，我们给出的一个判断是：他在中国皇帝中、大宋王朝的诸多皇帝中，他是属于中才以上的皇帝，即便政治才能也是如此，如果加上艺术才华和个性张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皇帝。

四

    按照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观点，宋代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宋史研究者张锦鹏的研究，宋徽宗二十五年的经济成绩处于宋代经济社会的曲线波峰。所以，宋徽宗二十五年的民生凋敝说是不成立的。这样的论断是有一系列的经济数据作为支撑的。有人说，徽宗时爆发了方腊、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但仔细考察一下，这些农民起义是因为农民生活窘困，活不下去的“**”行为吗？非也。熟悉《水浒传》的文化人都知道他们的反抗与贫困无关，而是反对某些社会不公行为。甚至有的学者根本不承认宋江领导下的水泊梁山起义是农民战争，譬如甘阳先生。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有宋一代，从来没有出现似汉代一样的大规模流民现象，也很少出现明代末年农民用树根草皮“观音土”充饥的情形，这在20世纪仍然上演的历史剧本，在宋朝却没有见到，不能不令人惊奇。
    宋徽宗二十五年是北南两宋的一个过渡阶段，宋朝的经济没有在这个时期出现滑坡与低谷，它上承北宋，下启南宋，如果真的出现了经济上的衰退，南宋刚刚在南方立足，就不会保持经济繁盛的局面。观照汉代的西汉和东汉，和宋朝的情形很不相同，东汉代替西汉，全国经过战争的洗礼，而南宋代替北宋，中国的南部没有遭受战争的蹂躏。北宋仅是丢失了北方的部分领土，而南宋的领土却都是全盘承继北宋的一隅。仅仅依靠宋徽宗在军事上的输与蛮人，就得出北宋末年民不聊生的结论，这是十足的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

    如果在悉心考察徽宗的心理，我们更是对他刮目相看。有宋一朝，“匡复幽云十六州”，这是压在祖宗们心头的一块痛，他们半夜被噩梦惊醒的时候，想到最多的是“幽云十六州”的耻辱。很多人责骂徽宗为什么要联金灭辽，但他们没有理解徽宗的内心痛苦挣扎。为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汉武大帝艰难地打败了匈奴，同时将“文景”之治下的多年国家财富挥霍一空，从此，西汉走上了下坡路，而我们能对徽宗“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吗？

    好多人以为如果不是宋徽宗去挑逗、激怒金国，完颜氏是断然不会南下侵略规规矩矩的宋朝臣民的。己以为，这完全是一相情愿的书生之见。游牧民族以劫掠骑射起家，没有稳定的农业耕作，面对宋朝那富得流油的国家财富，当时也没有《国际法》的制约，不侵略那是见鬼的事。
    再者，历代所谓惯于开疆拓土的能君——秦始皇，在军事上优于徽宗；治国安邦的明君——唐太宗，在政治上甚于徽宗；长于杀戮大臣、镇压民众的暴君——石虎，在笼络近臣上良于徽宗，在某一方面，徽宗确实不及，但他们在个人品德、诗词歌赋、艺术才华实不能及徽宗一半，人无完人，为什么要苛求一位倒霉的君主多项全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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