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边境

    公元前387年，在“战国七雄”中的楚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吴起变法。这件事对了解庄子其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的故事必须从这里讲起。从周天子裂土封疆到战国中期的六个世纪中，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度发展，所谓的“男耕女织”，“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宗法农耕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日趋形成；与此同时，各诸侯国内部也出现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有闲阶层，“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各国有识之士纷纷起而倡导变法，力图拆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藩篱；一些精明的统治者出于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需要，也乐于起用这些变法图强之士。吴起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位。战国时期，先后出现过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三大改革家。吴起作为一个才高德薄的历史人物，他俊逸豪迈，手段精明而老辣：为了能在鲁国统兵抗齐，他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齐国妻子；在魏国带兵时，他可以亲口为士兵吮吸浓疮。但是，作为一代英杰，他确实为楚国的强盛作出了生命级的贡献。楚国封国之初，本来还是一片落后的蛮荒之地，由于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湿，山川秀丽，楚人带着原始的浪漫和热情，很快发展了起来。到吴起变法时，楚国已是公族众多，财政匮乏，“贫国弱兵”，不堪重负，社会矛盾将要激化了。楚悼王时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倡导变法，被楚悼王委以重任。他力主“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具体说来，就是要把那些领奉不干事的闲官、散官裁汰一批，实行“减政”。对贵族的三代以下闲散子孙统统贬为庶民，让他们自食其力。然后用节省下来的财政收入养精兵以与中原各诸侯国争雄。为了使被贬为庶民的贵族后裔不致联合作乱，吴起下令让“贵人往实广虚之地”，也就是将他们疏散到边陲地区，让他们开荒种地，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从楚庄王公元前631年即位到前387年吴起变法，已有二百余年。三十年为一代，到庄子父祖辈上，早已过了三代，所以无疑是被贬谪的对象。所以，庄子的父祖辈极有可能是在这时候，被疏散、流放到楚国的边境“蒙”的地方开荒种地，过自食其力的平民生活。

    另外还有一说，就是：楚悼王公元前381年逝世，吴起失去了王权的庇护，变得孤弱无靠，被他打击的达官贵人立即联合起来，攻打王宫追杀吴起。吴起抱住悼王的尸体被乱箭射死，那些参与作乱的显贵们却因此而犯了伤害王尸的“夷宗”大罪，继位的楚肃王因此而诛灭“七十余家”。庄子的父祖辈有可能就是这时为避“夷宗”之祸而逃亡到楚国边境“蒙”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此时越过楚国边境，逃亡到宋国国都（现商丘）东北的。至少我不支持为避“夷宗”之祸而逃亡这种说法。我们假设庄子的父祖辈是这次攻打王宫追杀吴起的主谋或者是参与者，这样的大罪，他逃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没人敢接纳，谁接纳这样的罪犯，谁就等于惹火烧身，因为由吴起领导并得到悼王全力支持的变法，是取得了巨大成果的！国力强盛以后，本来就想兼并六国、称霸中原、没事还想找事的楚国，谁敢无故惹他？更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宋国乎？如果为避“夷宗”之祸的推测一旦成立，庄子这一脉庄姓早就被赶尽杀绝了，《庄子》一书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还能坐在这儿欣赏、研究、探讨《庄子》吗？所以，我本人是倾向于第一种说法的。虽然庄子这段家族史没有明确的史书记载，但第一种说法是符合常理的。

地域文化

    据历代史学家公认的推测，庄周出生于楚国公族作乱的十二年后，即：公元前369年。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家庭一下子落魄为平民，流亡边境，自食其力，显然是一个相当难以适应的艰难过程。由此可以想见，庄子的幼年时代是生活在一种动荡、忧患的环境气氛中。物质生活上的匮乏姑且不论，庄周那幼小的心灵过早承受了过多过重的压力却是勿庸置疑的。幼小的庄周必然很小就思考了很多问题，由于其家庭成员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他在耳濡目染中一定也读了许多书。这是庄子成为注重内在精神修养的思想家的最为根本性的原因。

    老庄文化的产生具有其时代性，是正值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齐鲁产生了孔子、孟子这二位思想大家；而老子、庄子则产生于涡淮大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各有其产生的地域。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均有其地域关系。早在春秋年代，孔子对此就已经予以了关注。他早已注意到了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如果说《诗经》是孔子所撰辑的话，《诗经》是华夏各国在春秋及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编辑有十五国风，“十五国风”，这便是文学与地域的关系。《楚辞》当是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学总集。

    老子、庄子所生活的地域，当是涡淮地区。涡淮在老庄时代，是楚国的北部，相对于中原来说，涡淮又是南方。老庄文化的产生，是楚文化北进、与中原文化相碰撞、相融合的结果，带有楚文化的鲜明特色，而又与楚文化不完全相同，是一种带有思辩性的、哲理性的思想文化。道家文化崇尚自然，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和信天命鬼神、重人事孝悌的儒家文化大相径庭。依地域文化学来说，道家文化和楚文化渊源很深。在浓浓的楚文化亦即道文化的氛围中，才诞生了庄子这样的道家文化宗师。如果说在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孕育出了道家文化宗师，似乎不合情理，也不太可能。

    朱熹早就说过，“庄子自是楚人”。（《朱子语类》）王国维也说过：“老庄之徒，生于南方。”（《屈子文学之精神》）梁启超在其所制“先秦学派大势表”中，将老子、庄子、列子等，列为南派正宗，而屈原则列于南派支流等等。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  1949）则将南北地域与思想文化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了：“楚国在江淮一带的南方，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地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雨水便利，风景清秀，处处都与北方不同。物质生活，处境较优，精神方面，容易离开实际与质朴，而趋于玄虚与爱美。这种现象，反映到哲学或是文艺方面，都可得到同样的影响。”刘师培说：“大坻北方之地，土厚水深，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地，多尚虚无。”

    在以上所引的中国近现代“大师级”的名人文章中，明白地说明了老庄思想是楚文化，在江淮一带，老庄生存的时代，涡淮地区正属楚国，相对于中原来说，正是“南方”，正处于楚文化的氛围。也可以说，楚文化熏陶了老、庄，而老、庄又创造了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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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凯，字博翔，号南华后人；斋号：三友斋。1970年出生于皖北古城宿州市。大专文化，自幼酷爱书画、金石篆刻艺术。师承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家、徐悲鸿再传弟子沈万鹏先生；金石篆刻受教于宿州印社社长刘庆海先生；楚简书法受湖北仙桃书协主席、楚简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何慧敏老师指导。国画作品在全国性书画大赛中屡次获奖，并多次在国家及省市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近期作品《年年有余》被《当代书画家墨迹大观》收录；扇面《羲之爱鹅》被吴昌硕故居永久性收藏。现为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员、美术家协会会员、宿州印社常务理事。酷爱中国古文化，对庄子及楚文化有近十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