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即使是在秦、汉之交，真正的宗法制度基本解体之后的封建社会里，宗法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宗法组织依然存在。其时国是家天下，四海之内，莫非王臣，由天下至封国，再由封国到县乡，再由乡到家，以君为臣纲与国法来统之。在家族内部，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则以家法来统之。如此一以贯之，将每个人均纳入了王法与家法的控御之中，真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失”。在这个家国一理的体制中，国法发挥着自上而下的统治作用；而家训自下而上发挥着束身守法奉国的作用。这样“从家训到乡礼，再到地方志书，均体现儒教以礼治国的文化观念。”家训与乡礼以及国法相配合，使家庭伦理和礼仪教化具体化，具有了深入家内管理与个人修身的渗透力，以及包容家法的涵盖性。这样，国法、乡礼与家训三管齐下，朝廷、地方与家族齐抓共管，又充分发挥了个人修身的自觉性，社会自然大治。这种家族“自治自教”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传统管理模式，有益于地方社会管理，从深层次的细部化人淳风，从根基上最广泛地巩固了国家统治。因为“乡者家之积”，于是乎“礼行于乡，则王道备。”古代士人的人生价值集中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目标上。这在当时那种家国同构的社会建构中具有普适的意义。由于其中包含四个不同层次的人生境界，故能适应社会的各个层面，自然成为国民人生目标的普遍追求。

    教育是育人强国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而家族教育则是社会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家学家训是家庭教育的工具和产物，家风和言传身教则是育人的无形力量，族规家训是族人必须恪守的行为准则，也是法规性的条款制度。家训将道德自律与违规惩戒熔于一炉，具有教化和法治的双重功能。家规与国法相辅相成，以国法与教化的双重形式向社会人心渗透，遂使儒家道德与教化理念润物无声，沁人心性，以至成为“德”与“法”的延伸和补充形式。因此，家训编制历来均受到国家和家族的高度重视。制定族规家训，贯彻落实其中规范，树淳正家风，育有用人材，为社会荐才献力，是家族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国史、方志、家谱组成了中华史学的三大分支；伦理（社会、政治、家庭三类伦理）、“三礼”与家训合构成中华传统道德的完整体系。

    家训是家长用以训诫、劝诱教育培养后代的文字，是社会道德文明礼仪、家庭伦理的集中解说，是家庭文化建设的生动体现。和谐美满的家庭是和谐安宁社会的坚实基础，注重蒙养教化，重视家教，培育淳正家风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文化史上，家训至少也有三千年之久的历史了。早在西周之初，周文王就有《训公子（姬）发》，孔子有对孔鲤的过庭之训。孔门后学所辑的《论语》，墨家弟子所辑的《墨子》，以及儒家经典的《孝经》、《周礼》、《礼记》、《仪礼》等，其中除了政治、哲学、国家制度、外交等内容外，基本上均可作家训观。先秦确立的修身齐家传统，在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风潮中得到继承、发展和弘扬。家训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齐家治国、开创文景之治与武帝雄霸天下的局面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北朝与隋初，出现了《颜氏家训》这部系统的家训。唐代出现了帝王家范《帝范》，在我国很有代表性。尤其是前者，内容宏博，含序致、教子、兄弟、婚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言证、杂艺、终制等二十篇，成为千古家训的典范。其中还包含语言、训诂、音韵等内容，堪称家教的百科全书。以至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称赞“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宋代以降，家训之作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明清时代，家训朝家法的倾向发展，成为国法的补充形态。几乎每个像样的家族均有自己的家训。新中国伊始，提倡集体主义观念、公而忘私，打击家族宗法势力，才使家训从社会上销声匿迹。近年来，随着家庭观念的淡化、家族组织的解体，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人们这才逐渐意识到家教忽视不得，家训不可没有。

    古代，名门望族的家训往往雕版刊印，以单行本形式在族内发行，或附载家谱之中。其中借鉴意义较大的单姓家训，还可能被官私刻坊付梓印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纵观历代族规家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名目不一，体例各异。

    关于家训的名称，有多种不同的称谓。

    称族规（或单称规）的有：《浙江天台裴氏族规》、《江西九江庐山裴氏族规》；

    称家训（或单称训）的有：南朝王褒《幼训》、陆游《放翁家训》、高攀龙《高氏家训》、颜真卿《颜氏家训》、包拯《戒廉家训》、叶梦得《石林家训》、朱熹《朱子家训》、孙逢奇《孝友堂家训》、庞尚鹏《庞氏家训》、吕本中《童蒙训》；

    称戒的有：郑云《戒子书》、刘备《戒子书》、诸葛亮《家戒》、《戒子书》、羊祜《戒子》、萧嶷《戒子》、南齐王僧虔《戒子书》、姚信《戒子》、三国王昶《戒子侄》、三国向郎《遗子戒言》、嵇康《家诫》、李秉《家诫》；

    称家范的有：司马光《家范》、袁采《袁氏家范》；

    称规矩的有：范仲淹《义庄规矩》；

    称规范的有：郑太和《郑氏规范》；

    称格言的有：清朱伯庐《治家格言》、玄烨《圣祖庭训格言》；

    称要言（或单称言）的有：范纯仁《戒子弟言》、吴麟徵《家诫要言》；

    称家则的有：徐三重《家则》；

    称诀的有：徐奋鹏《教家诀》；

    称药言的有：姚舜牧《药言》；

    称训辞的有：吕坤《孝睦房训辞》；

    称文的有：邵雍《戒子孙文》；

    称杂录（或录）的有：袁衷《庭纬杂录》；

    称箴的有：元代郝经的《家人箴》、明方孝儒《家人箴》；

    称篇的有：陆九韵《居家正本制用篇》；

    称语的有：张英《聪训斋语》、张履祥《训子语》；

    称教的有：辛冠英《戒子从军入蜀教》；

    属于家书的有：西汉马援《戒告兄子严敦书》、刘商《戒子歆书》、东汉郑玄《戒子益思书》、梁徐勉《戒子崧书》、宋胡安国《与子书》、曾国藩《谕子纪泽书》、三国刘廙《诫弟纬书》、三国虞翻《与弟书》、唐柳玼《戒子弟书》、唐卢氏《训子崔玄暐书》、颜真卿《与绪汝书》、明徐媛《训子书》、明李际阳母《与子书》、彭士望《示儿婿书》、左宗棠的《致孝威孝宽》、张之洞《与儿书》、纪昀《训次儿书》；

    专为训练淑女的家训有：蔡邕《女训》、宋代《温氏女训》、班昭《女戒》；

    其他家训还有周文王《诏太子发》、吕祖谦《辨志录》、明杨继盛《杨忠愍公遗笔》、东汉赵咨《遗书敕子胤》、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南朝宋颜延年《庭诰》、唐舒远舆《贻诸弟砥石命》、宋代欧阳修《示子》、司马光《居家杂仪》等。

    关于家训的种类大致有石刻家训、竹木简牍家训、书卷式家训、照壁砖雕式家训、口传式家训、曲词式（可传唱）家训等。

    关于家训的形态，基本有书卷形态、信函形态（戒子书信），言行形态（家长的言传身教）、艺术形态（木石楹联、条幅中堂、书法格言警名、照壁屏风雕刻）与史传形态（先贤的事迹）等。

    至于家训的体例，常为序言、目录、凡例、正文、跋。正文部分可分小标题（或以序号为次），分则分条；或按总则、分则、附则，先分三大块，以下再列具体条款；或分目分条，以纲统目；以子题为纲，以细目为条。在表达上，或为散文，或为韵文，韵文多以五七言为主，或韵散结合。

    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基本以儒家系统的价值评判为道德标准，使得仁慈、博爱、敦厚、和平、忍让、宽恕、恭俭、善良、孝敬、清廉、忠实、勤谨等成为传统道德的主体内容。两千五百年来，儒学不可动摇的一统地位，使之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品性之中，薪火相传，蔚然成风，以至于形成一种良好的作风、家风、乡风、世风、国风。风尚所染，使风化成为一种惯性洪流，社会每一个分子无不随波逐流，在传承弘扬中与时俱进。

    从内容看，家训一般具有思想内容的系统性。家训一般因名称的不同而异，有的称训，多为正面的诱导；有的称戒，多为禁绝告饬；有的称书，往往内容单一，因事而发，极有针对性；有的称法，往往是违犯家规的惩处。但总起来讲，基本内容有立志、修身、立业、忠君、爱国、为官、清廉、守法、祟贤、睦邻、互助、务本、行善、通婚、强身、健体、择友、尊礼、循规、慎行、蒙训、女戒、节欲、勤劳、禁赌、戒嫖、戒烟、戒斗、息讼、正心、端行等，具有教化内容的完备性、系统性。

    在表达上，家训语言文字具有通俗性。家训在语言表达上，往往采用俗谚口语，朴实无华，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以适应多个年龄档次，各种文化程度的对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便于记忆咏诵，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的教化性。

    在理念上，家训的价值观念具有复杂性。训育教化的有效性。时移世异，代有其风。道德标准、伦理观念是非评判，各代自然会有一些不同。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观念难免不再顺时应世，成为过时的陈迹。历代家训流传至今，其中难免积淀这样那样的糟粕，诸如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红颜祸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职业歧视，愚忠痴孝，门第观念，富贵在天，生死有命，因循保守，重农抑商，因果报应，上智下愚，明哲保身等等。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是由社会的变异性和观念的复杂性决定的。

    国有法，家有规，这样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订了家训，明正典范，将理想人格具体化为品质要求和行为规范，具有现实行为的可操作性，上行下效，蔚成风气。家训注重正面的诱劝，家戒侧重于戒饬惩处，正反结合，并行不悖，共同发挥着训育教化作用。实践证明，家规与国法互补的教育体系是行之有效的。

    当今社会，人的社会性大大增强了，这固然是大势所趋，没有什么不好。但其一个伴生物就是家庭观念的日渐淡漠。加之西方腐朽文化的日渐渗透，家庭观念日益面临严峻的挑战。诸如亲情淡化，孝道废弛，生不养死不葬，遗老弃婴；兄弟睨墙，形同陌路；邻里漠视，不仅有难不帮，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渔肉他人；夫妻同床异梦，各有所爱，第三者泛滥；夫妻互相猜忌怀疑，跟踪盯梢，以致反目，对簿公堂，甚至亲下毒手，雇凶杀人。更有甚者，还要碎尸灭迹。离婚率大幅快速攀升，家庭极不稳定，单亲家庭增加；父母出外谋生，产生许多留守儿童；叛逆青少年大增，夜不归宿，离家出走，浪迹社会，无人管教；不良少年激增，结伙作案，为害社会；由于家教的缺失，有的父子兄弟变成一伙强贼，有的亲戚朋友成了一窝黑恶势力，无恶不作，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稳定，引起社会恐慌心理，使人们失去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及法制的信赖程度。更可怕的是警匪一家，官匪一伙，在某些地方已经达到改变一方风气，几使天地变色，令人怵目惊心的地步。观念的裂变，道德的滑波，家庭的解体，家教的缺失，已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这一颓变始于“五四”运动时不分青黄皂白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全盘否定。“五四”作为文化启蒙、思想运动和政治抗议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但过分的偏激，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特别是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简单态度，粗暴地要一概打倒孔家店，扬弃封建文化，在倒掉脏水的同时，连本该留下的婴儿也扔掉了。这样否定一切，割断历史，动摇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伴随着建国后斗争哲学的高扬，大批人性论与稍逊人性化的法制思想的强化，亲情孝道又屡遭风吹雨打；文革中横扫封资修的暴风骤雨，更使人性、亲情蒙受了一场灭顶之灾；加之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思想的渗透和金钱至上观念的冲击，更是釜底抽薪，“只认钱，不认人”的新价值观，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道德的基础，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至于成为蕴酿矛盾、诱发问题、社会动荡的祸根，也成为建设和谐社会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这一严峻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教化，从根本上讲，无非含“立教”，“明伦”与“修身”三个层面。“立教”就可以以家达乡，“明伦”就可由亲及疏，“修身”则可以以内制外，内圣外王。这和明太祖朱元璋的教民六喻“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之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族人通过“正身、正家、正礼、正乐、正赋，正军伍”式遵家训、奉王法的社会实践，就可由身及家，由家及国，实现“正身则天下治，正家则天下定，正礼则天下化，正乐则天下和，正赋则天下富，正军则天下安，普天亿兆以修身为起点，使个人的德行善举，由家而族，由族而乡，实现以家达乡，敦伦淳风，从而建立理想和谐社会。士大夫们要以身作则，为民表率，以德缓刑，以礼辅法，以风化俗，以绅助官，就可以承担起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发挥应有的社会示范作用。

    当今，望子成龙的家教方兴未艾，热火朝天，但多是不惜工本，让孩子参加各种培训、补课、考证、过级竞赛，参加特长班辅导，走音体美小三门的升学之路；为孩子请家教，甚至请保姆。但关怀仅集中在知识、特长与健康几方面。相对于古代的家教而言，当代家教所严重缺失的正在于爱心培养，良好习惯的训练，健全人格的培植，道德基础的夯实，以及正确人生观的塑造。为了重塑道德圭臬，弘扬人文精神，提升品格境界，当代社会不仅需要“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也需要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还需仿效古代家教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必要补充，重新发挥家训在育人化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恐怕不失为“树家风淳世风”的一条广阔途径与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法。

    对于这一点，不少有识之士已印行本宗族的族规家训，在族内发行，充分发挥最小社会单位——家庭在社会教化中的教化功能，将教育的触角伸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实行全天候的教育，这是任何社会公共教育均难以做到的。我们不无欣慰的发现，具有优良家教传统的裴氏家族，敢为天下先，率先再版了《治家瑰宝》（裴尚苑辑，台湾出版）、《裴氏家训》（裴世平辑 黄山书社）两部家训专集。

    鄙人拙著《裴氏广记》中也收录了十余种《裴氏家训》。据本人所见《裴氏家训》现有：《河东裴氏家训》、《河东裴氏族规》（台湾）、《河东裴氏家戒》、《云阳裴氏家训》、《河南新安芦院裴氏乡规碑》及《宗谱辑训》、《河北承德裴氏家训》、《山东利津裴氏家规》、《宜兴港口裴氏家族教育篇（新）》、《江西贵溪裴氏道德规范》、《江西九江庐山裴氏族规》、《浙江常山立训》、《浙江天台裴氏族规》、安徽的《含山式和堂裴氏家训》、《黟县湾里裴氏规要》、《霍山厚德堂裴氏家规家戒》，《肥东草庙裴氏家规》、《无为濡须裴氏家训（新）》及《家训（十三则）》、《弋江裴氏名誉公家训》、《派河裴氏家训》、《霍邱绿野堂祖训》及《家训》《下塘裴氏家训》、《和县忠恕堂裴氏家规》、《安庆怀宁孝友堂裴氏家训》、《福建仙都裴氏家训》、《贵州毕节裴氏家训》、《云南镇雄裴氏族训》、《云南顺州知州东皋公家戒》、《湖北监利裴氏规戒》、《湖北汉川杨林裴氏家训》、《湖北黄陂裴氏家训》、《海南盛德堂裴氏谱训谱规》等。在裴氏众多家训中，今人世平先生的搜辑，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散布全国各地以至海外的裴氏均有本支的《裴氏家训》，其数量之巨，在百家姓中，堪称名列前茅，而且内容系统，意蕴丰厚，“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三千年来，裴氏遵循“推诚为应物之先，强学为立身之本，节俭为持家之基，清廉为从政之道”的信条，强调为官应注重“四事”，即“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且要力戒“十害”，即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因系，残酷用刑，泛滥提解，招引告讦，重叠催科，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等。这些从正反两面阐明了为民长官者的当为与不当为，对于今天的执政为民、文明执法仍富有积极意义。

    《裴氏家训》凝结着裴氏族人传统的家庭观、道德观、价值观，体现着积久形成的人才观，教育思想和成才途径，还昭示了正确的治家之道、处世之方、报国方式。例如：《裴氏家训》中父严子正，母慈子孝，耕读传家，勤俭治生，倡廉戒奢，早教持恒，志存高远，历难弥坚，尚清守正，忠言直论，风正人端，齐家以和，淡泊明志，为道日损、宁静致远，砥砺名节，崇尚正气，义不受辱，完善人格，不畏权贵，知足常乐，无求品高，安贫乐道，尊师重道、为学日益、反躬自省、节欲制怒、处人以礼、推诚守拙，戒骄戒躁、绝不妄议、秉公持正、杜毒戒赌、勿染黑帮、遵纪守法、亲亲睦邻等，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倡导和奉行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极个别具有封建礼教色彩者，需要批判外，《裴氏家训》90%以上的内容，仍可作为新时期我们修身育人治家的宝贵经验。《裴氏家训》堪称千古家训的范本，凡为人子孙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语）。裴氏一族人才辈出，各领风骚，除主客观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训家风的薰陶。

    家训应蕴含丰厚的人文精神，洋溢良好家风，具有独特的个性化色彩。这样才能在数以万计的诸姓家训中独树一帜，薪火相传。这就需要家训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因而，历代世家成熟家训，多是一经确立，便不再轻易改变。如此才能打造千年经典。譬如《论语》、《道德经》、《庄子》、《墨子》等经典，几千年来，曾有个别自以为高明者试图修正之，否定之，但最终均不了了之。因为经典毕竟是经典，它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应尊重客观存在的历史，不宜凭一孔之见妄予菲薄，任意改动。不如一仍其旧。后人倒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凭独享的家族解释权，本着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赋予时代新意，注入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使之历久弥新，继续发挥原家训作为家族发展的精神主旨与方向标识的作用。对于其中些许糟粕，以批判的方法教育后人，使之弃旧图新，而重在实践中做得比家训中的格言更好。

    更可贵的是，裴氏家训族规并未停留在纸上，而是渗透在每个族众的言行中，长者率先垂范，后辈身体力行，思齐效慕，相互监督，彼此笃促，相互激励，正所谓“记得千言，不如行得一句。”时时刻刻从一言一行的小事做起。

    裴氏家训的人文精神还洋溢在先贤功德事迹、牌匾楹联，碑刻字画照壁共同营造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而且“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恭行”这种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的滋润沁泽，其化育效果远胜于生硬抽象的说教。

    鉴于当代家教的缺失，我们热切希望有更多家庭重新举起自己的治家瑰宝。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作为社会、国家、民族整个机体一分子的家庭，应该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存在于社会，取之于社会，报之于社会”的家庭定位中，尽到一个家庭修身、育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撰稿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西江

己丑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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