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诗词与酒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其诗词字画也十分了得。不愧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却自谦地说：“我作画只是自己瞎抹，无师法。”他的作品却深得黄永玉、吴冠中的赏识，李政道家的客厅里就挂着汪老的一幅秋海棠。汪老儿女们在《老头儿汪曾祺》里说：“父亲送人字画非常大方，真是来者不拒，有时还主动问人家：‘你有没有我的字画？’，画得好的、比较得意的全都送人了”。虽说汪老自谦是“业余”画家，但字是下过工夫的，临过数种碑帖。儿时去文游台玩，还忘不了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在纸上来回磨蹭，把字帖拓下来的字带回家临摹。诗词于他虽说是偶为一作，欣然所至，随意而成，然他的诗既严守格律，又淡雅爽朗，通俗易懂。汪曾祺说自己的写作态度，只是“给人间送一点小小的温暖”，而他的画，“更是遣兴而已。所画多是'芳春'---对生活的喜悦”。但其实他的文字是颇有功底的，画也多有趣味，虽是平常花鸟，却时时给人一种闲适蓬勃之感。

       汪老送字画与人，也不完全随意，是有选择性的。金先生说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里，有人敲门，金先生就去开门，只见有一人立在门口问汪老在家吗？汪老闻声问是谁并要其进门，那人原来是琉璃厂某画店的老板，想买汪老的字画，汪老说我的画不卖钱，也不以卖字画为生，我的字画都送人了。你要买字画我可介绍你去找赵朴初、吴冠中他们，对方回答他们的价位太高。汪老又问为什么要我的字画?画店老板回答说一个客户点名要您的字画。汪老说我从来不卖字画。说完就婉转地下了“逐客令”。

      汪老嗜酒如命，他床肚下有许多空酒瓶，金先生问为什么不撂掉，汪老回答懒得撂。老伴施松卿说他常一边写字看书，一边拿着酒瓶喝一口，当喝到微醉状态时写字作画最为传神，佳作常出于此时。汪曾祺喝酒很杂，也不考就，家里的好酒常舍不得喝，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北京二锅头。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著名作家邓友梅，邀其到家里喝酒，并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邓友梅到他家静候多时也不见他回来，哪知他竟把这件事给忘了，跑到小酒店点盘小菜自斟自饮起来，回到家说菜没有了了事。一次汪老又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金先生想跟着他出去，顺便了解一下北京的菜场行情及市井生活，汪老执意阻拦他，说你到我书房看看字画吧。过了一段时候他又空着篮子回来了，实际上他又是到小酒店独自喝酒去了。汪老到小店喝酒，一是嗜好，二来也是他观察市井，寻找生活素材最好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安乐居》、《泡茶馆》这样绘炙人口的文章。《岁寒三友》中的如意楼，《捡烂纸的老头》的烤肉刘，“绿杨饭店”从兴盛到衰败，汪曾祺笔下的酒馆无一不与他嗜酒的经历有关，不仅“酒楼”如此，“茶馆”也同样被赋予日常生活精神的指数。汪曾祺笔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只是接受着生活的样子，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的乐趣。汪曾祺以“欢悦的活着”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他的小说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

       因他喜酒嗜酒，一家人都监督他，生怕他喝多。小孙女就是个“密探”，偶尔汪老跑到厨房拿着作料酒偷偷地喝上一口，被小孙女发现了，她马上就叫起来“爷爷又偷酒喝了！”一次金先生从高邮捎去两瓶醉虾，汪老突然问金先生什么是最好的下酒菜，金先生回答说不知道，他说就是醉虾，有它喝酒就足以了。又有一次金先生去北京给汪老带去两条红塔山香烟，他说香烟你下次就不要带了，云南烟厂的老总说我这一辈子的香烟他都包了，是白壳子的特供烟，定期送上门，象征性地收两毛钱一包。

       老去世后，汪老的子女想找人写碑文的字，找到当时北京书画界权威林岫问谁写最适合，回答说汪老在世很欣赏大康的字，如若大康愿意写是最好的了，可大康的字在当时最高的已卖到一万元一个字，汪老的女儿汪朝找到大康并说明来意，大康欣然答应，二话不说就写了“高邮汪曾祺”五个苍劲有力的楷书，钱分文不收。后来应汪家要求，补写了“长乐施松卿”及“之墓”七个字，形成一个合葬墓碑文。事后汪家过意不去就给大康送去两瓶好酒，大康依然不收，说他的酒喝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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