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元炳与张謇的深厚友谊

       沙元炳与张謇的出身不同，一个出自书香门第，一个起自田舍小户。但两个人经过各自的不懈努力，沿着科举的台阶不断攀登，同时金榜题名，一个进士及第，一个大魁天下。他们都进入了当时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翰林院，一个被授修撰，一个受任编修。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们一起辞别朝堂，开始了共同合作的创业之路。

       沙元炳（1864-1927），字健庵，别号囗（此字为“石十为 ”） 髯，江苏如皋人。父亲沙宝臣（字瀛仙），母亲孙濂贞，博学多才，教子甚严。沙元炳自幼好学，手不释卷。光绪七年（1881)院试录为附生，光绪十七年（1891）乡试中举。沙元炳与张謇相识，是“执徐之岁，邂逅京师”。“ 执徐之岁”即为辰年，亦即光绪十八年（1892），他们都参加了这一年的会试，于是“邂逅京师”，结果沙元炳中式贡士，而张謇名落孙山“乃弃其试具”。 光绪二十年（1894），两人“再就公车，遂同庭试”，经殿试，沙元炳择为庶吉士，而张謇则成了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七月八日，沙元炳返乡；而张謇这个六品京官则卷入了帝后党争，直到九月十七日父丧丁忧南返回乡。这以后，两人过从甚密，时有书信往来，也利用一切机会相见。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张謇往东台时往返途径如皋，就曾两次拜访沙元炳，沙元炳专门设宴招待。他们也曾讨论过“通、海、如、泰合练乐舞事”，张謇还为沙元炳的父母七十寿辰写了寿序和寿屏。

       光绪二十四年（1898）闰三月，已经投入实业的张謇进京向翰林院去销拖了很久的丁忧假，与沙元炳京师相遇，一起住进会典馆，一起参加了保和殿散馆试。之后，他们目睹了自己的恩师、帝党首领和戊戌变法枢纽的相国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以后，“忧心京京，朝局至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痛失信心。沙元炳“以二亲年高，谒告归养”，六月三日，他与张謇一起离京南返。张謇自嘲说：“读书卅年，在官半日，身世如此，可笑人也！”，沙元炳回家后名其书斋曰“志颐”，决心“读书养志，以终其身”。此次两人弃官回乡，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气，从此一心一意致力于兴办实业和教育，造福桑梓。沙元炳为发展通州及如皋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与张謇一起兴办学校，改革教育，实施教育救国，“启迪民智，御侮图强，洗雪国耻，振我华夏”。

       作为张謇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沙元炳积极支持张謇“舍身喂虎”，创办实业的壮举。他除了投资张謇的一些实业外，还直接与张謇合作创办实业，甚至主持实业的经营活动。沙元炳与张謇一起创办了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创办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动议，最早发轫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大生纱厂已经建成，其他企业亦相继兴办。“民船转运迟而偷漏多，难济厂需，故议购小轮拖运”。是年正月，张謇结识了在上海开办永安轮船公司的浙江人朱葆三，议租他的“济安”小轮，为突出大生纱厂标识，改名为“大生”。因租价低廉，又允许搭客。朱葆三见有利可图，于是提出通沪合股经营，通股一万二千元，沪股二万元，定由朱葆三负责经营管理，从此“大生”轮开航于通州、海门、常熟、上海等地。但是，通沪合作之初纠纷即起，而两年后通州股东既没看到一张股票，也没见到任何账目。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十六日张謇日记记有“叙小轮事”，很可能便是计议自办的开始。次年五月，张謇与沙元炳于唐家闸北川桥“议商股本，创设大达内河小轮公司”，重新集股二万六千元，改订章程，实际接手续办，从此与朱葆三无涉。初创时定名为“通州大达小轮公司”，后改称“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原计划集资本40万两，但实收不足12万两，其中大生纱厂投资18500万两。公司由张謇任总理，首任经理顾莼溪，仅数月病故，即由沙元炳任经理。在开辟内河航线过程中，公司曾受到盐运使和盐商的百般阻挠。公司特别与受盐官、盐商控制的木船运输业的利益直接冲突。木船运输商深恐小轮代替了木船，影响其特殊权利，便以河道狭窄，小轮要碰撞木船；掀起水浪会冲坍河岸，阻塞运河；小轮烟囱的火星会引起草船火灾；轮上炉灰将污染饮水等种种理由，先后通过盐运使和常镇道进行反对。张謇曾愤慨地说，他们把“水火、盗贼、瘟疫世间一切大患，悉归狱于小轮，多方阻抑”。经据理力争，几经周折，后来终于得到了两江总督的支持。这时公司拥有“达淮”、“达湖”、“达江”、“达河”、“达海”、“达泰” 6艘小轮。到光绪三十年（1904），航行于通州、如皋、泰州、扬州；东路有通州、金沙、余东、余西、吕四。公司以后续有发展，全盛时期曾有小轮20艘、拖轮14艘，开辟航线10条，沿途56个码头。

       沙元炳又与张謇一起创办了广生油厂。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宣怀的华盛纱厂准备与外商在通州、海门分别合办轧花、榨油厂。南洋大臣魏光焘认为有违成约，遂令盛宣怀不得与洋商合办，要求他将榨油机器并设于大生纱厂。次年三月二十一日，沙元炳抵达大生纱厂与张謇商议创办油厂事宜。经华盛与大生协商，所购榨油机器价1万两，由双方各认一半，在唐家闸筹建广生油厂；初步测算，共需资本5万两，除双方各认5000两外，需另招新股，此事由沙元炳“帮同招集料理”；并决定“其管理重要厂事之人”，“由通厂与沙（元炳）编修商酌分派”。沙元炳开始了负责广生油厂的集股筹建的工作。后在招股基础上又由大生纱厂投资，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成开车。广生油厂由沙元炳任总理，张詧、张謇任协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华盛将股权全部让给大生，大生共投资5万两。广生油厂以大生纱厂轧花下来的棉籽为原料，产品主要是棉油和棉饼。由于棉油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生产规模过小，容易造成亏损，于是又在原厂东边另建了东厂，并增购了机器设备。到宣统元年（1909），第一次股东会议决定继续增加资本，筹办新机，其时股本达到21.3万两。以后又陆续增资，到1914年，资本已达30万两以上。1921年以后，因资金周转不灵，两度由金融界维持，最后由上海银行单独放款，监理账目。

       沙元炳还和张謇等人一起投入了收回与自办苏省铁路的运动。“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益亟，侵略之策，以揽办铁路为先”，这不能不使中国人民感到怵目惊心，而刚刚萌生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内市场，尤感忧虑。其中“沪宁筑路，倡于盛宣怀，……方从事淞沪工作，而英声请承办，宣怀与订草约。二十九年，正约成，借英金三百二十五万镑，五十年为期”，“而糜费之巨尤为各路所无”，“五十年后万无收回之望。为中国自削其主权，则为外人益固其基础”。光绪三十年（1904）英国开始建造，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表示抗议。次年秋，形成了斗争的高潮。九、十月间，张謇偕王清穆、沙元炳等向商部呈文和联电两江总督周馥“言沪宁路事”，痛陈路权丧失的危害，反对盛宣怀将铁路主权出卖给英国银公司（即中英公司），表示“欲责成收回，亦必自逐款钩勒始”，综核路政，以清积弊，“拟公推监督二人，实行逐款钩勒之法”。张謇还主张苏人自筹路基地价25万镑，以减少借款和多少收回一些主权（地权），希望早日将路权赎回。在张謇等人致商部头等顾问官黄慎之的电函中，告诉他“津镇铁路苏省辖境，拟地方筹款自办”，并请他明示“沪宁铁路是否官款收赎，抑俟核减后仍由地方筹款”，“苏省路政紧要，应如何保护地方主权之处”。在这场由张謇领衔的斗争中，沙元炳坚决地站在张謇一边与之并肩作战。

       沙元炳十分赞赏和积极支持张謇创办的文化事业。民国元年（1912），张謇道故斋上下六间，燕息亭三间，庶务室、门房、厨房、厕所等十三间，共六十七间”，“书橱二百架，图书十三万千百卷，他人赠者五万卷弱”。图书馆建成后，沙元炳担任了馆长。张謇创办伶工学社，延请梅兰芳、欧阳予倩为南通培养戏剧人才，沙元炳非常支持，他在《梅欧阁诗录序》中说的“梅欧二生，伶之极工者也。啬庵既建伶学于南通，延欧阳主之，并招梅生歌，各尽其艺。广场既开，万掌竞拊，赞不尽辞，多寓于诗”，极具赞赏之情。

       沙元炳与张謇的友谊至深至厚，他们经常相聚，并有许多诗词唱和。沙元炳的医术十分高明，堪称一代名医，而张謇每请必到。例如，从1920年年初开始，刺绣艺术家沈寿病情恶化，直到五月三日逝世，张謇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沙元炳应张謇之邀为沈寿诊治的记载。而在张謇临终前，沙元炳也为挽救这位终生知已尽了自己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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