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坛于氏家族的兴起》

       据统计，目前中国的“百家姓”人口排序中，于姓列28位，约占全国人口的0.62%，主要分布在山东和东三省等地；在金坛，于姓人口也有6000多人，排名前10位，约占全市人口的1.11%，将近全国比例的两倍。而历史上，金坛于姓人口鼎盛之时，城内甚至有“于半城”之说。这样的比喻略带夸张，但事实上，明清之际，于氏家族不仅是金坛当地数一数二的名门，即使在江南地区也堪称望族。

　　然而，单纯庞大的人口基数并不足以使一个家族拥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在讲究门第等级的封建社会尤其如此。任何一个家族在地方的兴盛，都有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历史因素。查阅诸多明清典籍，都不乏金坛于氏家族成员的身影，他们或在政界，或在文坛，皆有一席之地，甚至出现于左右历史变局的重大事件之中。这是一种相互作用，庞大的人口基数保障了家族人才的层出不穷，而这些人才又促进了家族基业的扩展壮大。

　　西周之始，中国形成了源于父权家长制的宗法制，这种统治制度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由此，家族文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家族文化以亲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观念为核心，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根植于此的名门望族也都变得举足轻重。因此，探究金坛于氏家族的发迹史，亦是对明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一种了解。

       终明一代，金坛于氏家族共出进士11人。通过科举，于氏家族由平民家庭跻身至官绅地主阶层。

       河南是于姓的发祥地。南宋时期，金坛于氏一脉即由汴梁（今河南开封）迁居洮西王母观一带。据光绪版《金坛县志》记载，明永乐年间（1403-1425），于家出了第一位贡生于本（字以道），曾为嘉兴府通判，一个从八品的官职，负责督运粮饷。成化十年（1474），于家出了第一位举人于镒，字南金，号契翁，后代尊为契玄公，其父于盛。于镒做过江西万载县的知县，为人端重，精于程朱理学，治理县务主张以德化民。也就从于契玄开始，于氏家族迁入金坛城内居住。

       于镒有子：于湛（字莹中）、于浚（字深中）、于瀗（字澄中）、于泗(字师中)、于溍（字炳中）。正德六年（1511），于湛以殿试二甲六十名成为于家的第一位进士，也是他这一辈人中唯一的进士。于湛初为兵部主事，累官至户部侍郎，从二品官衔，这大大光耀了于氏门庭。

       这里，必须提一下明代科举制度。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遂在京师设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等。明代科举还规定：“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者可不由科举。”也就是说，国子监学生表现优者，可直接得官而无须再经科举。

       官府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优异者，升入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乡试合格者为举人，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会试中式的贡士经殿试定等第者为进士，这是科举最后一考。贡生和举人可以享受国家供给的定量皇粮，免除一定的赋税徭役，也可以直接做官，但是，都不及进士有前途。尽管贡生、举人、进士都能出任州县正官，但内部存在差别，明代就有定例“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乃为贡生缺。”即指，富庶州县多予进士，而举人、贡生多往贫瘠边远之地。

       明代职官还规定：“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意味着，只有进士才能出任中枢要职。所以，科举之途被文人视作入仕为官的“阳光大道”，但这又是一座“独木桥”，事实上，许多文人都受困于秀才身份，郁郁终老。即使才华如唐伯虎，也止步于举人。

       今人常以高考制比之科举制，实则大谬。高考为培养人才，科举为选拔人才，不入高考亦可成才，但不入科举难为官，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差异。而且科举每三年一考，全国中进士者不过两三百人。比之而言，倒是现今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极为相近。

       于湛的子侄中，四弟于泗之子于业最早中举，并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于业，字建公，初授浙江嘉善知县，后为监察御史。于湛的儿子于未直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方才中举。于未，字次公，号励庵，颇有才名，终不入仕。

       于未的儿子很争气，长子于明照为举人。万历八年（1580），三子于文熙、四子于孔兼一同成为进士。于文熙，字元敬，曾为户部员外郎（从五品）、大名兵备道副使。于孔兼，字元时，号景素，初授九江推官，后为礼部主事，再迁仪制郎中（正五品）。

       万历十一年（1583），于明照的儿子于玉立成为进士。于玉立，字中甫，初授刑部主事，后升刑部郎中（正五品）。万历十四年（1586），于溍之孙于仕廉亦中进士。于仕廉，字元贞，别号振方，官至南京户部侍郎（从二品）。

       终明一代，金坛于氏家族共出进士11人。通过科举，于氏家族由平民家庭跻身至官绅地主阶层。

       一个家族拥有如此复杂的人际网络，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惊叹，远非一般的官绅家庭可比拟。

       家族文化的基础亲缘关系，主要包括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大凡名门望族子女婚配都很讲究门当户对，大户人家以姻亲关系强强联合，无论在官场还是社会，其声望和势力都不言而喻。

       金坛于氏家族自于湛为官后，与官绅家庭的联姻异常突出。于湛之子于未的元配夫人就出自金坛另一望族虞氏，虞氏明代之祖叫虞谦，明初大理寺卿，是全国三大司法长官之一，掌管全国刑狱，位高权重。于未之子于孔兼娶妻武进周氏，乃南京户部尚书周金的孙女。于未有一女，嫁无锡刑部郎中华云之孙华之亮。华云之父华麟祥，乃吴中三大巨富之一。

       于未有九个孙女，最大的嫁同邑名门王樵之子王肯堂。王樵曾为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大员，王肯堂也做过福建参政。次之有嫁抗倭名将胡宗宪之孙，有嫁内阁首辅李春芳之孙李思诚。内阁首辅就是明代的宰相。李春芳的儿子李茂中还娶了于业的女儿。于孔兼的长女嫁给了丹阳姜凤阿之子姜士昌。姜凤阿做过南京吏部尚书，姜士昌和他的岳父是同榜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从亲缘关系延伸出来的就是师徒、同门、同年、同乡、同僚等关系，这都是官场上的重要人脉关系。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如是评价：“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

       正德六年（1511）于湛中进士，主考老师是靳贵，丹徒人，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辅政。靳贵和于湛的父亲关系很好，曾为于镒的《于氏中说》写序。靳贵还在于家隔壁建了别墅，相邻而居。于湛去世后，为他写墓志铭的是做过内阁首辅的徐阶，把严嵩弄下台的功臣。

       于业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时，状元就是李春芳，同榜者还有大名鼎鼎的张居正。嘉靖四十年（1561），于孔兼中举，同榜解元许国，后来做了内阁次辅。万历八年（1580），于孔兼的进士同榜者，就有东林党领袖顾宪成。万历十一年（1583）于玉立中进士，同榜者叶向高、钱一本都是东林党的骨干人物。叶向高也做过内阁首辅，还差点成为于孔兼的学生。

       一个家族拥有如此复杂的人际网络，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令人惊叹，远非一般的官绅家庭可比拟。虽然，金坛于氏家族不是仰仗于此而发达，但这样的人脉关系放在那儿就是一种保障和身份的证明。

 实绩扬名

     “一中衍庆，万载留芳。”此中寓意有二，于氏先祖于镒曾为万载知县，善政得美名，更重要的是希望于氏家族能够万载留芳。

       金坛于氏家族的兴起，最重要的还取决于家族成员的个人实绩。于湛为官初期，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起兵，于湛早有察觉，及时疏报，平乱有功。后任陕西参议，又调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嘉靖元年（1522）九月，于湛因立战功越升，任贵州布政使司右参政。嘉靖九年（1530）三月，任河南布政使司左参政。是年河南灾荒，他开粮仓，救饥民。后升山西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泾河水溢，于湛倡导修筑广惠故渠，泄洪蓄水。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于湛抚治郧阳（湖北十堰）。于湛在郧阳修建郧山书院，广招学子，至今仍为当地所称颂。前几年，十堰市有关部门还致函金坛，寻求于湛的相关资料，要为其塑像。

       于业做嘉善知县功绩突出，遂为监察御史，巡视边关，提督北畿学政。监察御史是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的一个官职，虽然官阶不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弹劾违法乱纪和不称职的官员，位卑权重，即使朝中大臣也敬让三分。

       于孔兼任礼部主事时，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府乡试，于孔兼发现前三十名中，有两人的考卷十分蹊跷，其中一人是首辅申时行的女婿，一人是主考官家的座师。而申时行还是于孔兼当年的主考老师，但于孔兼没有给面子，上报礼部，遂引发了次年的“己丑科场覆试”。于孔兼因此得名，后升仪制郎中。

       当时，万历皇帝宠爱郑妃，迟迟不肯封王恭妃所生的长子为太子，遭到众多臣子的反对，引发了著名的“争国本”事件。郑妃生子后，万历又试图将三个儿子“三王并封”，暂不立太子，以待郑妃之子，内阁首辅王锡爵附议。于孔兼、顾宪成、顾允成、史孟麟等人纷纷上疏反对，终使万历皇帝放弃“三王并封”，王锡爵谢政引退。于孔兼、顾宪成这批反对者就成为了后来的东林党。

       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年一度的官员政绩考察，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罢黜了很多大臣安插在各个部门的私人亲信，得罪权贵，遭弹劾贬官。于孔兼上疏为赵南星辩解，结果，皇帝惦记旧怨，将他一道贬官。于孔兼遂投牒归里，筑志矩堂，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曾来讲学。于孔兼也到东林书院讲学，为时人所推崇。

       万历十九年（1591），宁夏啺菖崖遥莺游魉氖弑ぁ４文辏咦芏轿貉г脖指春游魉氖弑ぃ夏镇迟不能复。魏学曾实施灌城招降之策，决黄河大坝水灌之。不料，皇帝性急，看到有人弹劾魏学曾“应变迟缓”的奏折，就罢了他的官，换上叶梦熊。不及一月，叶梦熊沿用魏学曾之计，迅速破敌。这时，大臣们纷纷为魏学曾说好话，使其复职。然而，此前，魏学曾被逮之时，只有刑部员外郎于玉立上言直书，替魏学曾释罪。于玉立因此名声大噪，升刑部郎中。后来，于玉立、汪文言智破齐、楚、浙三党，成为东林党得势的中坚力量。

       于仕廉任户部郎中时，亦任胶东海防道。他主持疏浚挑挖通州城东、南护城河，以便由此用船转运漕粮至旧城南门外入中仓，至新城南门外入西仓。他还在此重修旧坝，防备运河侵袭。后来，于仕廉屡建功绩，升户部侍郎。崇祯年间，登州叛乱，莱城被困七月不破，全仗于仕廉当年固城之功，皇帝下旨褒奖。

       明清之际，于氏子孙为官，多有功绩，史书皆有载。清雍正、乾隆时期，于振、于敏中堂兄弟先后考取状元，特别是于敏中任军机大臣近二十年，为当朝第一宰辅。这时期，金坛于氏家族的名望达到了顶峰。

       解放前，金坛于氏族人都沿用一副门联：“一中衍庆，万载留芳。”此中寓意有二，于氏先祖于镒曾为万载知县，善政得美名，更重要的是希望于氏家族能够万载留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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