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龄《四书改错》今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胡春丽的点校本，前几天买了一本。

毛奇龄是个奇人，也是个俗人，是个急性子，也是个老滑头，所以活得久一些。康熙年间，假道学开始盛行，皇帝口头不能不提倡，心里其实瞧不起，这一点，毛看得很清楚。敢撰《四书改错》摸朱老夫子这个理学死老虎的屁股，有跟风的因素。没想到，天威难测，理学是众多学子的饭碗，也是皇帝老儿的脸面。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在孔庙中的座次发生变动，原在东廡，现升入大成殿十哲之次。这个信号很强烈，把政治嗅觉无比灵敏的毛老先生吓了个半死。自古非圣、无法并列，“无法”者尚有法可办，“非圣”者却因无法可办，生死全在统治者一念之间，处境更加凶险。《四书改错》旗帜鲜明地挑战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权威，大概是攀得上“非圣”的罪名的，当时书刚刚刊布，毁灭证据最重要，毛先生忙让人把书板劈掉当柴火了。

 这不能怪毛先生胆小怕事，草木皆兵。戴名世，康熙四十八（1709）年皇帝钦点的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只因其《南山集》中用南明三王年号，康熙五十年（1711）被赵申乔参劾，酿成大狱，株连数百人。这次杀鸡，猴子能不害怕吗？亡羊补牢，可惜印出去的书想全收回来却难了，这不能不让毛先生担心。第二年三月，毛先生寿终正寝，终年91岁，也是这个三月的初六日，戴名世被砍了头。

 时间证明，毛先生活得谨慎，死得也很及时，不然迟早会出问题的。乾隆修《四库全书》，给天下图书过筛子，毛奇龄的文字就出问题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月末，皇帝上谕云，四库馆进呈的毛奇龄《词话》中有“清师下浙”字样，用“清师”而不用“王师”或“大兵”，显然是“谬妄已极”，但因为毛的名望大、死得久，就不按戴名世等人的案子追罪了。结果，板子打在了四库馆臣身上，总纂官、总校官、分校官五人分别议罪，总纂官纪昀被降一级，从宽留任。

 作者有作者的命运，书也有书的命运，比起那些遭禁毁失传的书来说，《四书改错》命不错。上头还没发话，作者先自宫了，让人对这本书更好奇。看过的人，叫好的不少，乾嘉时的凌廷堪将其比作医家之大黄，有“立起沉珂之效”，民国时刘师培更称其使“宋儒释《论》、《孟》之书失其依傍”，钱穆称其“足以振聋发聩，转移一世之视听”。 这种暧昧的准禁书，书商大概是居为奇货的。嘉庆时，金孝柏从书商处购得此书，见读书界需求甚盛，于是在学圃重刊。后光绪十六年上海珍艺书局有排印本、十九年同文书局有石印本。书应该销得不错，很有影响，这一点从拥朱派的反应可以看出来，批《四书改错》的论著如戴大昌《驳四书改错》、严可均《毛氏四书改错》、洪人骅《毛氏四叔说斥妄》等出了好几种。

 学人的批驳让局面更热闹，这个时候清廷出手了。光绪二十年甲午六月十六（1894年7月18日），清廷根据河南学政邵松年的奏章发出上谕给各直省督抚，严禁出售毛奇龄《四书改错》，并向各级教官、学校重申了朱注的权威地位。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遭禁，《四书改错》再一次陪绑。当然，光绪时期的文字狱，无论力度、规模，皆较其先祖逊色了许多，其效果，不外乎是帮死人做了免费的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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