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大纲》撰写者漆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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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中不乏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章乃器、施复亮……本文介绍的是一位研究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学者,他就是民建上海市委第五、六届副主任委员——漆琪生。
《资本论大纲》撰写者漆琪生
 

在日本开始学习《资本论》

  漆琪生,原名漆相衡。1904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生于原四川省江津县八镇乡红珊楼,现属重庆市江津区。祖父和父亲漆辉玉均务农,伯父则考中秀才,办学经商,积资置产。父辈析产时,他的父亲分得60多亩地,被划为地主。漆琪生5岁开始读书,起初在乡间半私塾式小学读书,到9岁才正式进入八镇乡完全小学,直到14岁才高小毕业,考入江津县立中学。江津县立中学是四年制初中高中合制的中学,入学以后,他埋头苦读,1923年秋,19岁的漆琪生在完成毕业考试的第二天,束装就道,随叔父到上海,转赴日本。次年3月他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这是日本帝国大学预科学校,一年后转升到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本科。

  1925年4月,他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问题,参加了日本学生所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对共产主义有所认识。次年冬,他参加东方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与日本学生一道做各种地下活动,并在冈山组织中国留学生的社会科学研究会。1927年9月,他在冈山留学生举行的一次示威游行中被拘,后由学校保释。

  1928年3月,漆琪生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同年4月正式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为大学本科学生,听日本经济学权威河上肇博士讲授政治经济学。学习中,他逐渐领会到,要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而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髓就必须系统地深入地学习《资本论》。于是,他在阅读了一些《资本论》入门读物之后,便开始攻读《资本论》第一卷德文原版。初学时,困难重重,既要攻克外语关,更要努力理解文义,有时阅读终日,不过一二页。他一边刻苦钻研,一边虚心求教,用了半年时间才读完第一卷。接着,又继续读完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期间,河上肇开设“《资本论》研究”讲座,给漆琪生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漫漫大学教授生涯

  解放前,在大学的讲台上,是不能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漆琪生利用不同方法,在不同场合,坚持不懈地传播《资本论》的基本原理。

  1931年1月他从日本回国,4月在上海受中国公学之聘,讲授农业经济学。他以《资本论》第三卷为基础,集中地详细讲解了土地问题,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指明土地改革的必要。中国公学是他教授生涯的第一站。同年7月他受聘于暨南大学,暨南大学当时在南京,当时校长是郑洪年,介绍他入职的是孙寒冰,漆琪生教的是政治经济理论课程。1933年6月,还没有完全结束暨大的教职,中山文化教育馆得知漆琪生对土地问题有所研究,请他参加赣湘鄂皖四省农村调查团。他本身对于农村土地问题有兴趣,加上他研究已颇有心得,便参加其中。6月底,他从南京出发先到江西,后到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调查了半年多,搜集很多土地改革与农村经济的资料,编撰成一个考察报告。

  回沪后不久,继续他的研究、教学和撰文,到过一些地方,也到过一些大学。1936年5月,漆琪生经一位邓姓同学介绍,到广州中山大学,讲授经济史、循环经济和农业经济。1938年2月,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法学院代院长。他利用教学的便利,暗中给进步学生讲授《资本论》。1940年7月,他赴桂林,担任广西大学经济系主任,在教授农业经济和货币学时,继续暗中给进步学生讲授《资本论》。在桂林他居住了4年多,其间漆琪生与千家驹、周伯棣等几位朋友编辑《新工商》月刊,邀约许多民主人士发表进步言论。1944年9月,日寇进犯桂林,漆琪生携家属回到重庆。那年,恰逢他右眼患病失明,回老家后暂时休养。

  在复旦完成《资本论大纲》

  1945年1月,当时复旦大学还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法学院院长张志让、经济系主任樊弘皆是漆琪生故交,再三邀漆琪生到复旦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江湾,漆琪生再次来到上海。

  建国后,1950年3月,漆琪生曾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5月任中央劳动部劳资争议司副司长2个月。1951年2月,他被华东高教部调往私立震旦大学任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后来大专院校调整,1952年秋,他回到复旦大学。起初,漆琪生讲授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后正式改为《资本论》课程,他一直主讲此课。从1960年起,他还多次担任《资本论》研究生的导师,经常应邀到兰州、南京、杭州等地以及上海的一些高校讲授《资本论》。他为我国培养了许多《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人才。上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资本论》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各地的200多名代表,竟有有20余名是他的学生。

  漆琪生孜孜不倦地从事《资本论》的研究工作,写了一部近百万字的巨著《资本论大纲》。上世纪60年代写成此书的第一卷,原稿30余万字。可惜,这卷手稿在“文革”中被抄丢失。粉碎“四人帮”后,他重新奋笔编著《资本论大纲》,并且力求体现新时期的要求。

  《资本论大纲》一书颇具特色,有不少独到之处。例如,他不同意把“商品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混为一谈,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者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他竭力反对所谓“《资本论》第二卷没有详述剩余价值的问题”的说法,他以货币资本循环为例,详细分析了在资本循环中包含着剩余价值的问题。在分析《资本论》第三卷时,他特地指出,除了应重视马克思的利润和地租理论外,还应重视马克思的利息理论。他三卷本的《资本论大纲》,在他去世后的第3年,才完全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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